那一年，我随中国记者南极考察团去南极，路线是从北京飞往美国纽约，然后从纽约转机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再飞往乌苏怀亚乘探冰船到南极的长城站。
　　
　　这也是近年来我国的南极科考队选择的路线之一。
　　
　　当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登机时，突然接到朋友的来电，说美国和伊拉克开仗了，让我务必小心。我将手机关掉，笑了：伊拉克还没有能力将导弹发射到纽约吧。
　　
　　到达纽约后，夜里，我随大伙乘上了一架能载三百多人的阿根廷大空客飞往布市。由于其间有十三个小时的航程，飞机上天后，大部分乘客都睡了。我则翻阅着随身携带的南极资料打发时光。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突然窗外的一阵亮光将机舱映得亮若白昼，我还以为遇到了传闻中的飞碟。
　　
　　转身向窗外一看，正对准我的机翼喷射出一股骇人的火光，机身仿佛打摆子似地猛烈颤抖起来。
　　
　　我吓呆了，第一个反映：老天爷，真的被伊拉克导弹击中了！
　　
　　被恐怖攫住的大脑霎时一片空白，只是绝望地等待机身爆炸的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然而，没有。
　　
　　机舱的大部分乘客都被惊醒，惊魂不定地涌到窗口观察仍在喷火冒烟的机翼。空姐跑来了，机长也来了，人们死死盯着他们的脸，试图看出个生死究竟。机乘人员铁青着脸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很快广播告知因引擎故障飞机要返航。为了避免降落时发生爆炸，要放出大量的油料，于是，我又看见一条白色的巨龙从机翼下喷出来，在万米高空触目惊心地扑向大地。
　　
　　机舱被同样巨大的不安笼罩着，有些人开始祈祷苍天。
　　
　　坐在我前排的是一对美国夫妇，带着一对正当学龄期的儿女。两个孩子似乎也从机舱的气氛中感到了某种不安，仰起小脸问父母。母亲没有回答，拿出一本儿童读物给孩子轻声地朗读，竟逗得一双儿女笑起来，后来，她又轻轻招来空姐，为他们要来两份精美的点心。当孩子们吃完点心后，她深情地抚摸着他们的头发，直到他们入睡，然后，和丈夫紧紧相拥。
　　
　　我一直注视着她，被这份母爱深深打动。
　　
　　我呢，我该怎么办呢？
　　
　　坐在我身边的是某跨国公司驻江西的总经理，也是这次考察的赞助商之一，他对机上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晓，睡得很沉。我铁心将他摇醒，听到我说的情况，他还以为我在恶作剧。当他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显然很不轻松。我的另一边坐着位台湾老人，七十多岁，周游世界的经历在台湾颇为知名。此时的他将花白的头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息。我也轻轻地推了推他，老人将眼睛微微睁开：我都知道了。我奇怪你怎么这么镇静？他将眼睛再次合上：除了镇静还能做什么呢？
　　
　　这就叫临危不惧。如果说他周游列国并未让我另眼相看的话，此时的表现令我钦佩之际。受他的感染，我也渐渐平静了。
　　
　　罗岚呢？我突然想起另一位女同行，发现她睡得十分香甜，不知是梦见了企鹅还是梦见了母亲，嘴角竟露出笑容。她和我是同一座城市的记者，临行前她的母亲特意到我家来，叮嘱我路上关照她爱女。而眼下，恐怕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我叹了叹气，默默地注视了罗岚一会儿，决定不惊扰她，如果真有意外发生，就让她在梦中远去，至少不会感受难捱的恐惧
　　
　　接下来的几十分钟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当飞机返回子夜中的纽约机场时，机场如临大敌，警车，救护车，消防车闪烁如霾虹，那是我在劫机电影中才能见到的镜头。
　　
　　飞机迫降成功，机舱大放光明，仿佛一部大片结束。九死一生，乘客们霎时站起来互相拥抱，庆幸的掌声和欢呼声几乎掀翻舱顶。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时，从登机开始一直酣睡的同团记者赵宏松睁开双眼，和大伙一起拚命地鼓掌，他纳闷地问同座阿根廷这么快就到了？大家告诉他又回到了纽约，他更加糊涂了。大家好奇地问他为何会鼓掌？他不好意思地说看见乘客们都在鼓掌，他担心有失文明于是也跟着鼓。
　　
　　罗岚当然也醒了，当她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一个劲地埋怨为何不喊醒她：我失去了一次多么难得的生命体验哪！受了此次惊吓的我倒是认真地拜托各位：飞行中再出现类似意外，千万千万别喊醒我！
　　
　　事隔三年，当全世界的人都在欣喜地迎接２０００年新年到来的时候，阿根廷的这架客机在航行中再次出现引擎故障，这一次，三百五十多名乘客没能逃离厄运，不幸全部遇难。
　　
　　看到报道的那一刻，我淆然泪下。
　　
　　他们面临空难的态度已成为永远之谜，但无论是坦然还是恐惧，都不能成为上天收走他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