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9日晚上，郁达夫正在家里与朋友谈事情，有人来找他，他们在门口谈了几句后，郁达夫回到客厅对朋友们说，出去一趟就回来。他没有讲原因，还穿着拖鞋和睡衣，显然没有走远的打算。不料，这一去便成为海外孤客，永不复返。
　　
　　咖啡店的伙计说，那晚，郁达夫和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进了店，两个人讲马来话，来者似乎要郁达夫做什么，郁不答应。随后，他们一起出门。在离开咖啡店不远是一条小路，十分荒凉，只有一家印尼农民的茅屋。那印尼农民曾看见当天晚上9时前后，有一辆小汽车驶在那路上，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许久，又有两人过来，上了汽车，就驶走了。（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是朋友们所知道的郁达夫最后的踪迹。
　　
　　郭沫若曾感叹：在抗战中，在我们的朋辈中，怕应以达夫的牺牲为最惨酷的吧。年逾古稀的老母，又冻又饿死在家乡；长兄郁华又被汪伪政权暗sha在寓所之外；他与妻子王映霞，一个写诗叙述毁家经过，一个写信痛斥那一颗蒙了人皮的兽心，枕边的话成了报刊上的直播节目。国仇家恨之际，郁达夫以新营生圹在星洲的心情远走南洋，这也注定了他后来的命运。
　　
　　1942年春，新加坡沦陷之前，他避难到苏门答腊，已经不能以原有身份公开活动，而是化名赵廉，还与朋友合作开了一家酒厂，做起了老板。日*-本人大浜令宜回忆：
　　
　　这之前，只知道他是开酒厂的赵桑，但看了他的字，感到此人并非一般的华侨。他的身子整个儿显得瘦长，长脸型，血色很好，留一撮逗人喜爱的稀薄胡须。每次上门拜访，总是穿着一身宽大的条纹西式睡衣，正在读一本厚厚的书，屋里横排本的辞典和部头很大的书籍堆了一大堆，由此看出，他不是个等闲之辈。
　　
　　另一位日*-本人池内大学的印象是：日语、马来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说得很流利，战争与政治避而不谈，总是只谈论女人，但说上半个小时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个层次很高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身份和经历可以编造，可气度却无法作假。不过，郁达夫也不会是个好演员，时不时总以本色出演。到苏门答腊不久，他对日语的精通即被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征召为日军的翻译。利用语言优势，他帮了不少人的忙，赵大人在当地可是顶呱呱的好人。日*-本偶然破获印尼我*-党一个机关，别的证据没有找到，只搜出一份捐款人名单，牵连太广了，郁达夫把名单指给日*-本兵看：这穷鬼，放高利贷，五盾十盾地放！宪兵把名单撕得粉碎，打了坐守机关的印尼老人几个耳光，扬长而去。可能没有人知道一代名士在军营中的屈辱，一个细节或许显示了郁达夫的真实生活：他与日*-本人一起过夜时，生怕自己讲梦话。
　　
　　为了把富商的身份坐实，郁达夫在当地娶妻子，对方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有一次，郁达夫问对方：你看我究竟是做什么的？妻子望着家里一堆堆的书说：我看你呀，是一个都冈八杂（马来语，读书匠的意思）。本色是书生，枕边人没有看错。据说当地早有人知悉他的身份，日军大概在1944年初也知道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他怎么样，直到宣布投降后，日军武吉丁宜分队的一个班长，为了消灭罪证，下令几个部下绑架郁达夫，并在8月29日当晚勒死了他。次日清晨，他的一个女儿出生了，永远见不到父亲的女儿郭沫若说：这真真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冰心在回答日*-本人时说：战争对中国文学的最大打击，便是我们失去了他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