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前伸出两根指头，不肯断气。亲戚问他，是不是因为两个亲人没见面，是不是两笔银子没吩咐明白，是不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是不是有人欠二两银子的债，是不是两个外甥没来。他呢，一概狠狠地摇头，越发指得紧了。他的老婆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老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我们一直把严监生视为吝啬鬼的典型，却没注意到，这里揭示的是普遍的人性。
　　
　　仆人眼里无伟人，说的是零距离必然导致的对远看所造成印象的细化和纠正。每一个人，伟人也好，普通人也好，第一个局限就是距离。
　　
　　严监生的土地、妻妾、屯粮食和金银财宝的库房都太远，近的只有蜡烛，他在蹬腿前视力与能力所能达到的，也只能是蜡烛。同理，总统如果亲临实地，走进灾民的窝棚，或者通过读相关文件，听汇报，对下层的疾苦不是不可能产生关切。但是，论切肤之痛，依然在身体上，稍加拓展，也只能在所见的范围，如家人、仆人、幕僚。慈禧太后对被太监梳落头发的在乎，自然超过对京畿的饿殍。
　　
　　放大一点看，和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一般，追求特权，有两个俗语，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二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二者合起来，成了国人的处世秘诀：走后门。首先，须有后门，也就是得到近水楼台；接着，是实际操作：不流外人田。无论是官是民，无论其社会地位和财产占有，向往特权几乎是人们的天性。差异仅仅在享受的有无和多寡。没有的，羡慕，嫉妒，嘲骂，抗争，最后是以取而代之为宗旨的造反。越千年的官本位法统，就是走后门，即追求特权的最大化。
　　
　　一位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优秀小说的作家，回到老家，乡亲父老对他说：写书顶个屁用，怎么不做官？草民可不理会什么无用之用，他们要的是上头有人，好拿到批条，获得拨款，甚至庆祝成为国家级贫困县。近水楼台情结，是我们的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如果你对此坚决否认，那么且考考自己，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你的车撞了人家的车，而且你是酒驾，这类事故发生在外国，若招致伤亡，第一个电话自然求救的是911，要找的第一个人是律师。在中-国，你的下意识反应的却是：交警里头有没有人。往下，是检察院、法院有没有人，纪委有没有人。如果你要在医院动一个性命攸关的手术，你自己或者家人要给医生塞红包，而医生凛于法规也好，出于操守也好，婉言拒绝，那么，你被推进手术室时，心里能踏实吗？在海关，你大半天置身于长长的队伍，可眼红走外交通道的人？这种心态和三四十年前物资短缺期间类似不是出口转内销就不算俏货。
　　
　　即使进入相对宽松、不是近水楼台也能得月（当然，最圆最大的经济之月，只能由垄断企业享用）的时代，谋取特权依然是最大的热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有特权，一切事半功倍。其次，只有特权，才能满足国人庞大无比的虚荣心。且看公共场所，只要排队，就不会少了插队的。所有适用于全体的法规，必然有人要置身其外、其上；一切被纳入公共利益的名目，必然有人要占比普通人大的份额。如果只有一条供全体人通行的路，必然有人别出心裁，开辟捷径，凭借各种各样的关系，攫取普通人难以企望的利益。正派人难以靠循规蹈矩的努力而取得的成功，就是特权者最华丽的人生凯歌。出于这一心态，海南三亚一个当警察临时小三的女孩子，按捺不住得意，把警察哥哥载她去洗温泉的警车也放上微--BO。千年青史，不缺阴谋，不缺SHA戮，不缺封闭，不缺特权，它是不平等的必然结果。由此，追逐特权成为我们的人性、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