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从波尔图返回法兰克福的机场里，同行的几个朋友去免税店看东西，我没有兴趣，就留在候机室里看着行李。
我正在漫无目的地观察着来来往往匆匆忙忙的旅人，眼前突然凑过来一个颤颤巍巍的身子。我抬起头，是一个头发花白的欧洲老太太。七八十岁的样子，脸上堆着皱纹夹着老年斑。她拿着一张登机牌，手在不自主地颤抖，另一只手指着上面的信息，求助似的看着我。
她的声音好像都跟着暮年的身体一样衰老了，嘶哑沉闷，似乎隐隐约约又能捕捉到一丝嗫嚅的味道。她说着一口葡萄牙语，眼睛无神而无辜，像个还没来得及欣赏大千世界就已经不幸失明的孩子。嘴唇几乎在哆哆嗦嗦，语音破碎，让人很难相信从她的喉咙里竟然还能发出声音。
我不懂葡萄牙语，看她的肢体动作明白了，大概是因为她视力衰退所以不能辨识清上面的信息。我帮她拿稳那张登机牌，看了一眼，是“33”号候机室，“8:10”出发，前往“Luxemburg”的飞机。我指着上方的数字标牌，说：“thirty three，it is here.”她睁着眼睛看着我，满是困惑。
我当即反应过来，她应该不懂英语的。我指着登机牌上的数字，然后又指指头上的数字标牌，大幅度地点了一下头，接着又示意她看前面有大量空位，终于让她明白了。她脸上洋溢的笑容将那些褶皱瞬间堆成了一朵花，眼睛也充满了闪亮的光彩。她对我高兴地点点头，花白的头发也随着一颤一颤地抖着，说了一句葡萄牙语的谢谢，走到前排坐下了。
我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还能看到她系在脖颈的浅绿色丝巾，安静，像岁月一样安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走过了湍急的河流，平和地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旁边的人还在做着自己的事情，一对情侣在耳鬓厮磨，说着情人之间的甜言蜜语，右边的一个中年男子刷着手机，半天没有抬起头，通道前已经排起了两条长队，人们将厚重的行李箱拿起又放下，偶尔大厅里响起通知的广播，时间表上的信息一直在闪动更新，只有她，唯有她，是安静的，似乎静止了，好像一个听从母亲叮嘱，老老实实呆在原地等候的孩子。
过了一会，她走到队伍后面站着了，检票的时候，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检票员拿着登机牌，与她说了好久。我站在远处，也能感知到她的语言破碎无助地从干裂起皮的嘴唇艰难开启的微小缝隙里零零星星地出来，似乎一阵轻风就能把那些组合成单词的字母都吹散了。她指着登机牌比了一次又一次，后面的人还在等候，检票员只好叫来另外一个同事，跟她继续讲。莫名地，我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卢森堡的家，八点十分的飞机，一次行程，一场漫长时光的梦。
她又坐了下来，在原先的位置，安安静静的，没有言语。我想走到她跟前，问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时朋友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透明袋子，里面装了两瓶波尔图特产的葡萄酒，兴奋地对我说，两瓶打折，很是划算，买回家可以给父亲尝一尝。
待我抬头，发现已不见了她的踪影。新的一队旅人在陆陆续续地检票，我的视线在人群中搜寻着，也没发现那年迈衰弱的身体。我安慰自己，应该是排在前面已经离开了，这个时候，她应该穿过室外的风，登上登机梯了，或者已经坐在了暖融融的机舱里，想着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嘴角的皱纹都在笑，然后心满意足地枕在靠背上睡觉，醒来，外面就是家园上空的熟悉蔚蓝。
我的眼睛开始泛起湿意。人老了，就像重新成了孩子一般。那逐渐被衰朽的肉体包围的心，又慢慢沉入天真懵懂的湖水。时间里的老去，是一场无知无觉的煎熬。
去年暑假的时候，父亲与我一起前往学校收拾行李。在宿舍里收拾好了，他热望地拉着我去看学校的风景。他在樱花大道上拍照，在新立起的石碑前站得笔直，瘦小的身体勉强撑起那件平时不舍得穿的T恤衫，他站在文理学楼上，让我对着奥场和远远的行政楼拍照，我说，你眼睛看低了，要抬起头。他听话地仰着头，干涸的眼睛竟然全是璀璨的星意。走到东湖旁边的时候，又与行船的商家谈起了价钱，在家的时候一分一毫都扣得紧，这次将近一百块钱竟然敲价同意了。他坐在船上，船沿飞溅起白色的浪，他迎着风，像只自由自在的海鸟。我都不再是一副少年的心，不曾凌于东湖碧波之上，也对年年月月的校园风光生了倦怠，可他从那繁冗的世俗生活中抽身出来竟然回归了孩子心性，一花一草，一墙一砖，都新奇欢喜。而我却生了恐惧，害怕他某一秒会从我身边飞走，让我再也寻他不着。
父亲老了。因为繁重的家庭负担和劳动而过早地衰老。原先我不知道，当有一天，他走在人群里，周围的人那么高大，他的身体像是陷在了池沼里，逐渐没顶，连呼喊也淹没至无声。我的心开始疼痛，这个世界那么大，美丽的风景里隐藏着未知的危险，若有一天我找不到他，他是否也这般年老衰弱，眼睛昏花，心中遍布忧惧，找不到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