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付出常是相对的，有舍才有得。
文学大师梁实秋先生尚在世的时候，我有一天跟他同桌用餐。
冷盘端上来，梁先生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不能碰，因为里面放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
最后，端上八宝饭，我猜他一定不会碰了，没想到梁先生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这个有糖又有饭。
梁大师则笑说他早知道，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转眼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我时常想起梁实秋先生的这段话。我发现许多伟大的人，都因为他们节制自己，集中力量在特定的事物上，而有杰出的成就。
功课表现好的学生也一样，最近报上刊登大学学测榜首的学生，都说他们常常打电玩，而且天天上网。当记者问他们怎么还能成绩那么好的时候，答案则是专心玩的时候，尽情放松自己，回到课业则全力以赴。
这也使我想起不久前看到一个统计报告：受高等教育的人平均寿命长得多，老来也比较健康。报告分析，一方面因为那些人收入高，生活比较优裕；一方面因为他们能克制自己，想吃的东西不吃，不想动的时候，仍然强迫自己运动，所以连老来发胖的比率都比一般人低。
可不是吗？
每个人的时间都一样，智商也不会差到哪儿，那些既能玩，又能读书的人，都有个本事，就是他们在玩耍之前先有个计划，如同梁实秋先生决定到最后要吃八宝饭，于是在前面特别节制。
相反，一玩就忘了时间、忘了考试，以及回到书本上仍然不能收心的学生，则不可能表现得好。
岂止读书如此，工作也一样。有位企业家说得妙，美--国工人可能自己去上夜校，拿到文凭，就要求加薪，不满意则跳槽。表面看，糟透了，但是有人从我这家跳到别家公司，也有别家栽培的跳来我的公司。结果人才交换，大家都能进步。
--公司则不一样，员工到一定时候，公司会安排进修、安排出国，届时又调回国，按部就班地升迁，一干一辈子，甚至死了之后都葬在公司的墓园。但也正因为他们以公司为家，所以能牺牲奉献、尽忠职守。
可是我们的工人，没学到人家的优点，却学到缺点，他们希望有--公司的照顾，却没有--工人的忠诚；他们要求美--国式的自由，却没有美--国人的自觉。
如果我们把这位企业家的话，用在华人孩子的身上，会不会也很有道理今天，华人孩子希望有中-国式父母的溺爱，却没有传统中-国式的孝敬；希望有美--国家长的放任，却没有美--国孩子的独立。
各位年轻朋友，收入与付出常是相对的。当我们拿起一项的时候，往往也得放弃一些。
如同梁实秋先生想吃后面的八宝饭，就不碰前面的冰糖肘子。也像美--国工人要跳槽的自由，就得有进修的自觉；--工人要公司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得有谨守的忠诚。
同样的道理，当你想明天出去痛痛快快玩的时候，今天就得拼命把该念的书读好、该做的功课做完；当你今天晚上坚持要看两小时电视的时候，则应该一放学就专心用功，而且看完电视立刻收心。
如果你既不能少玩一分钟，又不愿多用功一点；既想成绩好，又不愿牺牲玩耍的时间；或在读书时开着手机，心猿意马；玩的时候又惦着功课，提心吊胆，怎么可能成功？而且到头来既没能玩好，又误了学业。
后面要过瘾，前面就得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