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3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方是否会失效？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〇〇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g*-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