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导读：一切尘缘总有个了结。父亲归去，我所挽留不住的，只能任由永恒取回。而我，我是那因为一度拥有贝壳而聆听了整个海潮音的小孩。——

大约两岁吧，那时的我。父亲中午回家吃饭，匆匆又要赶回办公室去。我不依，抓住他宽边的军腰带不让他系上，说："你戴上这个就是要走了，我不要！"我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

那时代的军人军纪如山，父亲觉得迟到之罪近乎通敌。他一把抢回了腰带，还打了我——这事我当然不记得了，是父亲自己事后多次提起，我才印象深刻。父亲每提此事，总露出一副深悔的样子，我有时想，挨那一顿打也真划得来啊，父亲因而将此事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后来，我就舍不得打你。就那一次。"他说。

那时，两岁的我不想和父亲分别。半个世纪之后，我依然抵赖，依然想抓住什么留住父亲，依然对上帝说：

"把爸爸留给我吧！留给我吧！"

然而上帝没有允许我的强留。

当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不住爸爸，半世纪后，我仍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走不可？当年的我知道他系上腰带就会走，现在的我知道他不思饮食，记忆涣散便也是要走。然而，我却一无长策，眼睁睁看着老迈的他杳杳而逝。

记忆中小时候，父亲总是带我去田间散步，教我阅读名叫"自然"的这部书。他指给我看螳螂的卵，他带回被寄生蜂下过蛋的虫蛹。后来有一次我和五阿姨去散步，三岁的我偏头问阿姨道：

"你看，菜叶子上都是洞，是怎么来的？"

"虫吃的。"阿姨当时是大学生。

"那，虫在哪里？"

阿姨答不上来，我拍手大乐。

"哼，虫变蛾子飞跑了，你都不知道，虫变蛾子飞跑了！你都不知道！"

我对生物的最初惊艳，来自父亲，我为此终生感激。

然而父亲自己蜕化而去的时候，我却痛哭不依，他化蝶远扬，我却总不能相信这种事竟然发生了，那么英挺而强壮的父亲，谁把他偷走了？

父亲九十一岁那年，我带他回故乡。距离他上一次回乡，前后是五十九年。

"你不是'带'爸爸回去，是'陪'爸爸回去。"我的朋友纠正我。

"可是，我的情况是真的需要'带'他回去。"

我们一行四人，爸爸妈妈我和护士。我们用轮椅把他推上飞机，推入旅馆，推进火车。火车一离南京城，就到了滁县。我起先吓了一跳，"滁州"这种地方好像应该好好待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怎么真的有个滁州在这里。我一路问父亲，现在是什么站了，他一一说给我听，我问他下一站的站名，他也能回答上来。奇怪，平日颠三倒四的父亲，连吃过了午饭都会旋即忘了又要求母亲开饭，怎么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历历分明起来？

"姑娘（即姑母）在哪里？"

"渚兰。"

"外婆呢？"

"住宝光寺。"

其他亲戚的居处他说来也都了如指掌，这是他魂里梦里的所在吧？

"大哥，你知道这是什么田？"三叔问他。

"知道，"爸爸说，"白芋田。"

白芋就是白番薯的意思，红番薯则叫红芋。

不知为什么，近年来他像小学生，总乖乖回答每一道问题。"翻白芋秧子你会吗？"三叔又问。

"会。"

白芋秧子就是番薯叶，这种叶子生命力极旺盛，如果不随时翻它，它就会不断抽长又不断扎根，最后白芋就长不好了。所以要不断叉起它来，翻个面，害它不能多布根，好专心长番薯。

年轻时的父亲在徐州城里念师范，每次放假回家，便帮忙农事。我想父亲当年年轻，打着赤膊，在田里执叉翻叶，那个男孩至今记得白芋叶该怎么翻。想到这里，我心下有一份踏实，觉得在茫茫大地上，也有某一块田是父亲亲手料理过的，我因而觉得一份甜蜜安详。父亲回乡，许多杂务都是一位安营表哥打点的，包括租车和食宿的安排。安营表哥的名字很特别，据说那年有军队过境，在村边安营，表哥就叫了安营。

"这位是谁你认识吗？"我们问父亲。

"不认识。"

"他就是安营呀！"

"安营？"父亲茫然，"安营怎么这么大了？"

这组简单的对话，一天要说上好几次，然而父亲总是不能承认面前此人就是安营。上一次，父亲回家见他，他年方一岁，而今他已是儿孙满堂的六十岁老人。去家离乡五十九年，父亲的迷糊我不忍心用老年痴呆解释。两天前我在飞机上见父亲读英文报，便指些单字问他：

"这是什么字？"

"西藏。"

"这个呢？"

"以色列。"

我惊讶他一一回答，奇怪啊，父亲到底记得什么又到底不记得什么呢？

我们到田塍边谒过祖父母的坟，爸爸忽然说：

"我们就回家去吧！"

"家？家在那里？"我故意问他。

"家，家在屏东呀！"

我一惊，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实是以屏东为家的。屏东，那永恒的阳光的城垣。

家族中走出一位老妇人，是父亲的二堂婶，是一切家人中最老的，九十三了，腰杆笔直，小脚走得踏实迅快，他把父亲看了一眼，用乡下人简单而大声的语言宣布：

"他迂了！"

迂，就是乡人说"老年痴呆"的意思，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我一直刻意闪避的字眼，这老妇人竟直截了当地道了出来。如此清晰如此残忍。

我开始明白"父母在"和"父母健在"是不同的，但我仍依恋仍不舍。

父亲在南京旅馆时有老友陈颐鼎将军来访。陈伯伯和父亲是乡故，交情素厚，但我告诉他陈伯伯在楼下，正要上来，他却勃然色变，说：

"干吗要见他？"

这陈伯伯曾到过台湾，训练过一批新兵，那时是一九四六年。这批新兵训练得还不太好就上战场了，结果吃了败仗，以后便成了台籍滞留大陆的老兵，陈伯伯也就因而成了我*-党人。

"我一辈子都不见。"他说，一脸执倔。

他不明白说这种话不合时宜了。

陈伯伯进来，我很紧张，陈伯伯一时激动万分，紧握爸爸的手热泪直流。爸爸却淡淡的，总算没赶人家出去，我们也就由他。

"陈伯伯和我爸爸当年的事，可以说一件给我听听吗？"事后我问陈妈妈。

"有一次，打仗，晚上也打，不能睡，又下雨，他们两个人困极了，就穿着雨衣，背靠着背地站着打盹。"

我又去问陈伯伯：

"我爸爸，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上进，他起先当'学兵'，看人家黄埔出身，他就也去考黄埔。等黄埔出来，他想想，觉得学历还不够好，又去读陆军大学，然后，又去美国……"

陈伯伯位阶一直比父亲稍高，但我看到的他只是个慈祥的老人，喃喃地说些六十年前的事情。

爸爸急着回屏东，我们就尽快回来了。回来后的父亲安详贞定，我那时忽然明白了，台湾，才是他愿意埋骨的所在。

一九四九年，爸爸本来是最后一批离开重庆的人。

"我会守到最后五分钟。"

他对母亲说，那时我们在广州，正要上船。他们两人把一对日*-本鲨鱼皮军刀各拿了一把，那算是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受降时分得的战利品。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战争中每次分手，爸爸都写这句话给妈妈。那时代的人令人不解，仿佛活在电影情节里，每天都是生离死别。

后来父亲遇见了一个旧日部属，那部属在战争结束后改行卖纸烟，他给了父亲几条烟，又给了他一张假身份证，把张家闲的名字改成章佳贤，且缝了一只土灰布的大口袋作烟袋，父亲就从少将军官变成烟贩子。背上了袋子，他便直奔山区而去，参加游击队。以后取道法属越南的老挝转香港飞台湾，这一周折，使他多花了一年零二十天才和家人重逢。

那一年里我们不幸也失去外婆，母亲总是胃痛，痛的时候便叫我把头枕在她胃上，说是压一压就好了。那时我小，成天到小池塘边抓小鱼来玩，忧患对我是个似懂非懂的怪兽，它敲门的时候，不归我应门。他们把外婆火化了，打算不久以后带回老家去，过了二十年，死了心，才把她葬在三张犁。

爸爸从来没跟我们提他被俘和逃亡的艰辛，许多年以后，母亲才陆续透露几句。但那些恐惧在他晚年时却一度再现。有天妈妈外出回来，他说：

"刚才你不在，有人来跟我收钱。"

"收什么钱？"

"他说我是甲级战俘，要收一百块钱，乙级的收五十块。"

妈妈知道他把现实和梦境搞混了，便说：

"你给了他没有？"

"没有，我告诉他我身上没钱，我太太出去了，等下我太太回来你跟她收好了。"

那是他的梦魇，四十多年不能抹去的梦魇，奇怪的是梦魇化解的方法倒也十分简单，只要说一句"你去找我太太收"就可以了。

幼小的时候，父亲不断告别我们，及至我十七岁读大学，便是我告别他了。我现在才知道，虽然我们共度了半个世纪，我们仍算父女缘薄！这些年，我每次回屏东看他，他总说：

"你是有演讲，顺便回来的吗？"

我总嗯哼一声带过去。我心里想说的是，爸爸啊，我不是因为要演讲才顺便来看你的，我是因为要看你才顺便答应演讲的啊！然而我不能说，他只容我"顺便"看他，他不要我为他担心。

有一年中秋节，母亲去马来探妹妹，父亲一人在家。我不放心，特别南下去陪他，他站在玄关处骂起我来：

"跟你说不用回来、不用回来，你怎么又跑回来了？你回来，回去的车票买不到怎么办？叫你别回来，不听。"

我有点不知所措，中秋节，我丢下丈夫孩子来陪他，他反而骂我。但愣住几秒钟后，我忽然明白了，这个钢铮的北方汉子，他受不了柔情，他不能忍受让自己接受爱宠，他只好骂我。于是我笑笑，不理他，且去动手做菜。

父亲对母亲也少见浪漫镜头，但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们姐妹也太不懂事了！你妈快七十的人了，她每次去台北你们就这个要五包凉面，那个要一只盐水鸭，她哪里提得动？"

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我们一直都觉得她是年轻的那一个，我们忘记她也在老。又由于想念屏东眷村老家，每次就想买点美食来解乡愁，只有父亲看到母亲已不堪提携重物。

由于父亲是军人，而我们子女都不是，没有人知道他在他那行算怎样一个人物。连他得过的二枚云麾勋章，我们也弄不清楚相当于多大的战绩。但我读大学时有次站在公交车上，听几个坐在我前面的军人谈论陆军步兵学校的人事，不觉留意。父亲曾任步校的教育长、副校长，有一阵子也代理校长。我听他们说着说着就提到父亲，我心跳起来，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只听一个说：

"他这人是个好人。"

又一个说：

"学问也好。"

我心中一时激动不已，能在他人口碑中认识自己父亲的好，真是幸运。

又有一次，我和丈夫孩子到鹭鸶潭去玩，晚上便宿在山间。山中有几椽茅屋，是些老兵盖来做生意的，我把身份证拿去登记，老兵便叫了起来：

"呀，你是张家闲的女儿，副校长是我们老长官了，副校长道德学问都好的，这房钱，不能收了。"

我当然也不想占几个老兵的便宜，几经推扯，打了折扣收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真正受惠的不是那一点折扣，而是从别人眼中看到的父亲正直崇高的形象。

八十九岁，父亲去开白内障，打了麻药还没有推入手术室，我找些话跟他说，免得他太快睡着。

"爸爸，杜甫，你知道吗？"

"知道。"

"杜甫的诗你知道吗？"

"杜甫的诗那么多，你说那一首啊？"

"我说兵车行'车辚辚'那下面是什么？"

"马萧萧。"

"再下面呢？"

"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我的泪直滚滚地落下来，不知为什么，透过一千二百年前的语言，我们反而狭路相遇。

人间的悲伤，无非是生离和死别，战争是生离和死别的原因，但，衰老也是啊！父亲垂老，两目视茫茫，然而，他仍记得那首哀伤的唐诗。父亲一生参与了不少战争，而衰老的战争却是最最艰辛难支的战争吧？

我开始和父亲平起平坐的谈起诗来，是在初中阶段。父亲一时显然惊喜万分，对于女儿大到可以跟他谈诗的事几乎不能置信。在那段清贫的日子里谈诗是有实质的好处的，母亲每在此时烙一张面糊饼，切一碟卤豆干，有时甚至还有一瓶黑松汽水。我一面吃喝，一面纵论，也只有父亲容得下我当时的胡言吧？

父亲对诗，也不算有什么深入研究，他只是熟读唐诗三百首而已。我小时常见他用的那本，扉页已经泛黄，上面还有他手批的文字。成年后，我忍不住偷来藏着，那是他一九四一年六月在浙江金华买的，封面用牛皮纸包好。有一天，我忽然想换掉那老旧的包书纸，不料打开一看，才发现原来这张牛皮纸是一个公文袋，那公文袋是从国防部寄的，寄给联勤总部副官处处长，那是父亲在南京时的官职，算来是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的事了。前人惜物的真情比如今任何环保宣言都更实在。父亲走后，我在那层牛皮纸外再包它一层白纸，我只能在千古诗情里去寻觅我遍寻不获的父亲。

父亲去时是清晨五时半，终于，所有的管子都拔掉了，九十四岁，父亲的脸重归安谧祥和。我把加护病房的窗帘打开，初日正从灰红的朝霞中腾起，穆穆皇皇，无限庄严。

我有一袋贝壳，是以前旅游时陆续捡的。有一天，整理东西，忽然想到它们原是属于海洋的。它们已经暂时陪我一段时光了，一切尘缘总有个了结，于是决定把它们一一放回大海。

而我的父亲呢？父亲也被归回到什么地方去了吗？那曾经剑眉星目的英飒男子，如今安在？我所挽留不住的，只能任由永恒取回。而我，我是那因为一度拥有贝壳而聆听了整个海潮音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