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忘不掉，那位在白宫前见到的妇女。
在那座世界瞩目的小白楼前，见到这样的景象，白宫前竟然还可以摆地摊。一只小凳子，简单搭起来的几根木棍，零零散散地挂着一些纪念品，周围有些大包小袋，好像装着衣服和日用品之类。只是有一些标语，还有一些写着字的牌子，使它与常见的地摊不同。
如果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或者雄浑的高原，看到她锄着地，或者赶着牛羊，甚至开怀解带哺乳孩子，我一点都不惊讶。她脸上粗糙的红晕，只有风吹日晒，才会留下；她的眼神和表情，都透露着淳朴，看不出高贵的血统，也看不出深厚的学养。或者，如我起初所想，她来自中东某个国家，饱受过战争的苦难。我宁愿相信这个想法，因为这样的理由也许会减少我心头的震撼。
但是，她是一个美国妇女。
因为她的外表，实在太过普通，我便特意留意她的眼神，期望从中找到一些与她的这种行为相配的特殊的东西。那双眼睛，也许因为生活的艰难，已经不再清澈，但是眸子很亮。她很机警，看到我，举起了中文的停止轰炸中国大使馆。她的四周环绕着用各种文字书写的标牌，有英文的停止轰炸伊拉克！、尊贵的文明人，不要残害你的同类、还有其他几种不认识的不同形状的文字。从那些牌子看，她对美国干过的事情，都很清楚。不知是什么样的人帮她写了这些东西。那些标牌并不整齐，甚至有些破旧，有的还字体歪斜，但是，我好像来到了联合国。
我的心头掠过一丝犹疑，也许她是有些不正常，才会这样执著。但我马上又为这样的想法，暗自责备，不能因为自己做不到，反而对别人做这种无谓的猜测，继而，我又为这种猜测惭愧。
清晨，当兴奋的人们，从世界各地涌来，一睹白宫的风采的时候，她在那里；黄昏，当如织的车流，承载着回家的温情，她在那里；午夜，当寂静和睡梦统治世界的时候，她还在那里。从1981年8月1日起，她就开始在白宫前宿营。
她出生在西班牙，从小失去双亲，由祖母抚养成人。祖母去世后，没有牵挂的她，准备圆她萌生已久的美国之梦。她18岁时来到美国，21岁时，与一位意大利商人结婚。1973年，生下一个女儿，一年多以后，离了婚。从此，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女儿，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此后，她用了7年的时间，想取得孩子的监护权。从曼哈顿，直到华盛顿，她都未能如愿。
她还给当时的卡特总统写了一封信，得到这样的答复：我同情你的遭遇，但我远在800里之外，而且我也无权过问。于是，她举着自己手写的标牌，到白宫前，呼唤公平。
渐渐地，她与其他示威者结成朋友，更多他人的不幸，使她的胸怀开阔起来了，热情高涨起来了，她的心灵和精神超越了个人的苦难，与世界和整个人类连在了一起，反对战争成了她的坚定信念。一个温暖的夏日，她收拾行囊，来到了白宫前。
一开始，她白天到白宫，晚上回附近的国家公园。1983年，国家禁止在白宫前示威，把示威者赶到了街对面；1986年，又规定一人只允许举两块标语，并且不超过6英尺。
这些年，她遭受过言辞的侮辱，也饱尝过身体的创痛。1984年，一位海军陆战队士兵挥拳猛打过她的脸。因为，她的做法，或许使很多人的荣耀蒙上阴影。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是她的威胁。最难过的是冬天，没有足够的衣物御寒，大多数晚上，她在人行道上快走取暖，才不会被冻死。很多时候，她就靠在那些牌子上，一天只睡4个小时。
起初，很长一段时间，我自己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在我看到她的一刹那，心中就产生了强烈的震颤；为什么，我的眼前，总是反复不断地盘旋着那个美国妇女和白宫的影子。
慢慢地，我终于体味到，那样的景象，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人与一个强大的国家机构的对峙，分明是人性与政治旷日持久的较量。她以这样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人性与政治的分野。
朴素的人性，裹挟着历史的潮流，使人类不断以理智、人性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他人。但在政治的天空中，人性总被战争践踏。她总是显得那样渺小，渺小到面对强权和武力，束手无策；但又是那样强大，当她在历史的深层不断积淀，日积月累，又会强大到推翻强权，重写历史。
她又在白宫的对面，用朴素的人性，对民主与自由，做着与白宫截然不同的注释。自由和民主，人类的最高理想，是美国国家认同的思想理念，也是它向全世界竭力散播推行的观念。当这样一个美好的境界由一个普通妇女和一个国家诠释的时候，味道竟是如此不同。
我得承认，是我的正常受到了震动。在正常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丧失了正常生活，没有家庭，远离社会的不正常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这样做，才使正常的人觉得她不正常。然而，这个正常，已使我们的心灵麻木，对世界的缺憾，熟视无睹，也使我们丧失了很多勇气。也只有这样的不正常，才能够使我们在每天的习以为常的平静，平凡与庸碌中，为自己的正常不安。然而，很多时候，这种心动，也仅是轻轻地一掠，便不留多少踪迹，成为遥远的追想。
想起她，就很惭愧，只想扔掉手中的书。
现在，不经意地，一个念头总会掠过：她在白宫前还要住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