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儿童故事3篇

外公的儿童故事（1）：

外公好酒

外公不喜欢舅舅喝酒，也不希望我沾酒。外公说，舅舅喝上酒后，心病很多，有时候说着说着还会哭起来，他看着怪难受。外公反对的不是喝酒，而是酒风不正，每当他跟我聊起他年轻时喝酒的事，一字一句说得坚定有力。他说他无论喝多少酒，从不会胡说八道，喝大了就蒙头睡觉，一觉醒来什么也不记得了。所以在村里，无论去谁家转悠，大家都舍得把好酒拿出来给他喝。

小时候跟随父亲去给外公拜年，父亲总会提一瓶两元钱的柳浪春酒。每次到了外公家，父亲都是先让我提着酒进去，然后自己后面进来。外婆听到我的声音后，拉着老长的声音出来接我：“我的孙子，看你外婆来了？给外婆带了啥好吃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没有给外婆好吃的，是给外公的酒。”外婆有点失落地说：“外婆疼你这么大，就只记得外公好。”外公端着刚温好的酒，坐在屋檐下的躺椅上，一口一口抿着，听到外婆和我的对话后，得意极了。

那时候，我是怕外公的。他很严厉，吃饭的时候不允许抿嘴，不许跷二郎腿，而我经常因为这些被他惩罚。长此以往，就会有人给出馊主意，什么罚酒三杯，吓得我从不敢出声，年少的我恨极了那些出馊主意的人。外公当然不会这样做，他说：“小孩子不能喝酒，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会喝坏脑子，等长大点了，就可以陪外公小酌两杯。”说完这些话，别人没有笑，倒是他自己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后来家境好转，给外公的酒不再是一小瓶了。逢年过节，父亲就让人从镇上捎回5斤或者10斤散酒，让我背着去看外公。外公说：“酒跟人一样也有品性，好酒需要一颗炙热的心来品尝，酒喝到尽兴处，最妙。做人则要厚道，懂得见好就收，过于贪心的人，最后什么也落不下，还招人厌烦。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把酒当水喝，缺少了一份对酒的态度，真不知道喝的什么意境。”我能感受到外公话里的意思，或许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变得浮躁了起来，把喝多少酒当作面子看，喝得自己难受不说，还把酒的韵味埋没在了风尘之中。

家道变故，大舅和外婆相继去世，对外公的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悲伤之中，这个时候，从不喝闷酒的他却好上了喝闷酒。我想外公心里太苦了，不然最怕喝酒叨扰到别人的他，怎么会喝着喝着，人前人后就哭了起来呢？每天晚上睡觉前，只有喝两杯酒才能入眠，外公说：“酒是个好东西，它最懂人意。”

外婆和大舅去世后，村里来看望外公的人也越来越多，门庭若市，可以想象外公一生为人处世，结下了多少淳朴的友谊。有拿土鸡蛋的，还有拿奶粉的，最多莫过于拿酒的——大家都知道外公喜欢小酌两杯。受过打击后的外公，对人生看得越来越透彻了，无论何人来家，他都会盛上3杯美酒。

有时候，村里人帮忙耕种，外公就和我一起去送干粮，当然不会落下酒。外公慈祥敦厚，从不亏待别人，活还没有干多久，他就又开始招呼帮忙的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一帮人边聊天边喝酒，一个5斤的水桶，没有杯子，提着桶子你一口我一口，几个回合下来，5斤白酒便一滴不剩。我问外公：“酒喝上还能干活吗？”外公笑着说：“只有喝上两口小酒，干活才会有劲儿，人也就不疲乏了。”

我以为这一生不会沾酒，至少不会沾白酒，但经过一次次的邀约后，也开始喝上了酒。但我坚信自己没有酒瘾，我喝酒看场合，比如跟一些文学路上的朋友聚会，我也会小饮两杯，文友们都知道我的酒量，所以每次聚会，大家敬酒的时候都会给对方说：“我干了这杯，你随心随意就好。”一个“随心随意”便让人与人多了一层尊敬和理解。有了这理解，我们内心便不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无所顾虑，喝下这口酒，酒不醉人人自醉，这又是何等的洒脱啊！

离开外公后，每次回家去看望，发现他的身体还算硬朗，只是精神一年不如一年了。外公一家多年前也从山里搬到小镇，家里到处都摆放着酒，有本地的红川系列，也有西凤酒、汾酒等，外公却从来不碰触，有时看到半瓶被小孩子扔了的酒，他却会捡回来，说酒是粮食的精华，扔了可惜，还说以后不要給他买酒了，费钱，他早就戒了，现在茶瘾也要戒掉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家里开销大，他挣不了钱，不能再破费，给子女增加负担。我更愿意相信，外公是因为遇不到知音了，喝酒便失去了味道。

如今外公早已经过了七旬的年龄，每天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一会儿望着空中飞来的鸽子，一会儿拿着苍蝇拍子，拍打空中飞来飞去的虫子，偶尔去马路边上走走，能说话的人越来越少，在世的日子也越发枯燥无味，没事就对着一条阿拉斯加犬自语，现在又养了一只灰色的小猫。我多么希望他变得自私一点，就算老了，也能重新拾起嗜好，做一个了无牵挂的“酒鬼”，就不会显得这么孤独了。

外公的儿童故事（2）：

外公外婆的密码

我的外婆，并不是我母亲的母亲；外公，也不是我母亲的父亲。

1967年酷暑，母亲背着4个月大的婴儿下村，从事路线教育。晚上去生产队开会，宣传党的政策；白天挽着裤脚，背着婴儿与群众一起下田劳动。8月的骄阳，如芒刺背，人们热得大口喘息，母亲背上的婴儿更是焦躁不安。花街生产队的队长郑梨信对母亲说：“小李子，

你这个娜妮（女儿）要晒坏了的，让我家桂花抱抱吧。”母亲惊喜不已！而队长家的桂花，却是个看见孩子蹲在地上便便，就捏着鼻子绕道走的干净人。她生了一个女儿，6个月夭折后再无己出。

母亲忐忑不安地把胖乎乎的娃娃抱给她。3天后，母亲去她家收拾尿布回公社，而她的眼睛却停在孩子身上依依不舍。母亲说：“桂花奶奶（婶婶），你帮我带她，我每个月付6块钱，好吗？”“好好，钱不钱不要讲，这个娜妮我喜欢！”

我就是那个婴儿，桂花奶奶成了我的外婆。

外婆家人丁稀少，只有一个7岁才来的养女，但每天门庭若市，因为每晚社员们要来队长家记工分。从第一个来到最后一个走，就像一个极具凝聚力而又松散的“聊天沙龙”。有意趣的端坐一晚不嫌长，没精力的点完卯就拔腿走人。漆黑的屋里只有一盏煤油灯重叠着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人影，外婆負责拨灯芯，人们敲着黄烟筒，谈论地里的庄稼、村前屋后的喜事丧事，好事坏事，也像村里的新闻中心，快意极了。登记完工分，外公会吹一支长箫。他自顾自地吹，别人则更加高声地谈笑。我常常在外公的箫声中沉沉地睡去。外婆抱我去床上时，会嗔怒外公：“吹里出来咋个？娜妮又被你吹困（睡）着了。”

我会走路的时候，只要外公坐下来洗脚，就会把外公要换的鞋子拖来。会爬高的时候，就会爬上吃饭的长凳，取下墙上的长箫给外公送去，不管外公今天想不想吹箫。外公乐得直竖大拇指，向大家夸耀他的外甥女有多停当（聪明）懂事，外婆则功臣似的补充白天发生的他不曾知道的“聪明”细节。

外公歇工和下工回来，老远就喊他给我取的乳名“芳乃”。没看到我，就会疾言厉色地质问外婆：“桂花！姩呢？”这是他唯一貌似发威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大事琐事，全由精明能干的外婆弄妥帖了，老好人的外公只负责回来高兴。外婆不停手里的活儿，朝后院一努嘴：“姩不在后面啊！”我和水家佬他们玩兴正浓，总是被外公老鹰抓小鸡似的抱起来，亲我的脖子窝，痒得我哈哈大笑，口水流了外公笑若灿花的一脸。

外公每年要去县城开四级干部会。外公不在家的时候，我天天守在水井边的拐角处，等着外公回家。等着坐在外公跷起二郎腿的脚背上，拉着外公的双手上下左右大摇晃——坐花桥。等着外公的箫声扬起，趴在外公的膝盖上睡一个香香的小觉。等着外公每次见我，就像捡着宝贝似的开着菊花的笑脸。那些日子，我闹着外婆要外外要外外，不肯张嘴吃饭，不肯脱衣睡觉，生怕外公回来我不知道。外婆逢人就讲：“有亲数哎！然后罗列一番，人家睁大眼睛：“这个姩有带头哎！”或者说：“哟，这样小的人嗬！”

我觉得外婆讲的远远没有我心里的思念重。当我觉得太阳都快变灰掉的时候，突然发现远处水塘边出现了外公的身影：外公背着一个军用挎包，头发照例梳得锃亮。我刚想定睛仔细分辨，大樟树和房屋瞬间挡住了视线。正在我极其失望时，外公笑眯眯地朝我奔来。“外外！外外！”我使尽全身力气大喊着，将我的思念扔给蓝天。外公老远就从挎包里拿出一根油条，恨不得让手臂立即伸长十几米，送到我嘴里。以后每次去县里开会，外公总要带几根油条回来，让我吃得小嘴油嘟嘟的，用舌头舔着嘴唇。那时，我虽然极喜欢这稀缺的“山珍海味”，巴望着解馋的痛快，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外公去开会，几天不能回家。

人们都说梨信叔以后可以享到芳乃的福。可我5岁时，外公患胆囊炎在县医院动手术，遭遇停电，手术失败。外公在县医院住了好几个月。那时，公社没有幼儿园，我已经没有去处，只好随7岁的姐姐上了一年级。上课时，我随意地进出，老师只当我是一个旁听生，并不纳入班级管理，可我却无意识地记住了课堂上并不复杂的内容。盼到星期天，母亲带我去看外公，当我认出了墙上大红的“3”字（外公住3号病床），认出了搪瓷茶杯上的“人民”二字（毛主席语录：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外公感到无比惊讶——在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成人不识字者比比皆是。外公逢人便夸他的宝贝外孙女如何如何，将来该上几重天！那时的农村，对于孩子，只要能够活着长大就万事大吉，言及“出息”，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外公对我的厚望，让我羞愧余生！

外公终究没有看到我读完小学第一册。记得那天，家里的人特别多，任谁跨进外公那间黑屋，都失声哭着出来。我只看过外公那么开怀的笑脸，以及人们围在外公身边有多开心，此刻，大家到底被什么东西吓哭了？到底害怕什么怪物？这间黑屋到底有多怕人？外公怎么不去赶走它？连抱着我的母亲也痛哭流涕，我吓得嚎哭踢打着母亲，抗拒进屋。而那时，外公多想最后看我几眼啊！后来，母亲告诉我，外公用尽游丝之力传话出来：“别让姩进来，别吓着她。留给桂花带，要带好她！”

我终究没有留给外婆带。一年后，父亲从外婆泪眼婆娑的哭腔中接走了我。这意味着生命中的两位至亲都离她远去，外婆不能接受，藏起了我的转学证明。直到父亲说在乡下读书会耽误我的前程，外婆才给我收拾吃穿用品。此后两个月中，外婆几乎每天步行20里，从港边公社灵西村去县城看我一眼即刻返程。来回40里，就为了看我今天有没有吃饱穿暖，有没有伤风病痛，有没有被父母责骂。而我，50年里最欢快的时光，便是奔向外婆，回填外婆一点“享福”的“奢望”。

疼到深处，是我与外公外婆超越血脉的亲情，不曾更改的密码。

外公的儿童故事（3）：

外公的命运

也不加冷水，一大一小两双脚在脚盆边缘试探，左右脚沾点水互相摩挲，蒸汽裹着一老一少。当脚完全入水后，他会点支“游泳”或“星火”，满足地吸着。这时外公就开讲了

外公全名唐棣华，出自《诗经》“何彼（衤农）（音浓）矣，唐棣之华！”带着华丽的名字，民国13年出生，却做了一辈子泥水匠，公历1994年辞世。“一个热闹人走了”，大家这样评价。

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和外公睡，冷天互相暖脚，热天借着比蜡烛亮不了多少的灯泡一起打蚊子，度过了亲情隐约的14年。外公火气大，脾气大，天气寒冷的话，他要用开水泡脚“降火”，我就陪他一起泡。不加冷水，一大一小两双脚在脚盆边缘试探，左右脚沾点水互相摩挲，蒸汽裹着一老一少。当脚完全入水后，他会点支“游泳”或“星火”，满足地吸着。这时外公就开讲了，我四五岁，他跟我讲“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六七岁，他讲孔融年幼能让梨；八九岁，他讲中国人要懂二十四节气；我十一二岁时，他说了句让我后来回想起来大吃一惊的话：“君子远庖厨”。

这种类似梦境的场景下，外公曾语焉不详地跟我提及过家史：他父亲曾是富甲一方的乡绅，对长工很好，1950年作为恶霸枪毙于西门河滩；我美丽的外婆病死于1960年；我没见过面的舅舅发疟疾掉在水塘淹死；我姨——我妈的妹妹，营养不良，在一场风寒中被夺走小性命。像中了大彩一样，外公全赶上了。“只剩下了你妈”，外公吐出一口烟。外公未再续弦，从39岁到死。自然而然，他脾气大，嗓门大，全家准也不敢惹他。我爸曾和他争执两次，他以扇自己耳光的自虐方式取得完全的胜利。

外公是个手巧的人。他是横跨两县的有名泥水匠。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那儿的小城镇兴起搭钢精灶的风气，他几乎每天赶场，自豪地带几个小工，到别人家去搭钢精灶，“唐师傅搭的钢精灶发火，不要几多柴”，口口相传，是最具公信力的广告。外公每天可以收获单价5毛以上的纸烟一盒，外加6块钱的工钱。当主人贡献上肉片汤，或者小工被他严厉训斥的时候，无疑，他是快乐的。

过年的时候要玩灯，外公为我们3个小孩各扎一只灯。先用竹篾搭个架子，锯上一截小树板，钻上孔做轱辘；再蒙皮纸，画上几个图案后，还要在里面插支蜡烛。3个小孩可以各自拉扯着“兔子”、“猪”、“鸭子”，在小伙伴的艳羡中顾盼自雄。3月份的时候，自然要扎风筝。享用完过年还留下的米酒鸡蛋，举着还有湿浆糊印的风筝，在伙伴们的簇拥下，小小的身影，在大别山南麓的风里，像在进行一件大事。

我们的家教来自于这个倔老头儿多于来自我们的父母。我还记得我妈30岁生日当晚，15瓦的灯泡下，外公在搅和着肉汤，严肃地对我们3个人说“长大了要记得称肉给你们的妈吃”，为了肉汤尽早到口，我们不停地点头，“特别是你。”他用锅铲指一下我的头。在享受着与粗茶淡饭相配套的似有若无的亲情之时，外公跟我爸妈强调，不要让老大干家务，他是有出息的，古书上说，君子要远庖厨。他认为我有出息，除了我一向争气的成绩单外，另一个理由是“不作声不作气，回来就看书”。他喜欢“甩袖子”的才子佳人戏，估计他已经把我当做了戏中眼下尚在吃苦，势必金榜题名的相公。

外公是方圆几里地唯一自费订阅《参考消息》的人。他的一位黄姓挚友，曾参加过李宗仁的部队，是他讨论大事的听众和辩论对手，辩论的结果是双方相互摇头，不服气地离开，同时为下次论战伏笔。泥水匠的论据基本上来自于《参考消息》或美国之音，对手则有从军经验，他们讨论的话题基本上是政治局才能定的，黄爹逼急了会说：“你又没当过兵，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晓得？”外公的回答是禅宗式的：“这些事，想都想得到。”他说报纸上的好多东西都是pian*人的，因此，收听美国之音是他的重要信息来源，妈妈作为党员反对过几次，“声音大得连公安局的都听得见”，他收敛了不少，把音量调得只能自己听，或者干脆把耳朵贴在喇叭上。这个泥水匠，不知哪里来的心眼，凭经验和直觉观察大事，竟然慢慢获得了自己的见识。

外公自称“换个时代，是做大事的人”。他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多年提砖握刀而笔锋不改，我们那儿公共厕所墙上至今留着他的“男”“女”二字手迹，宋体，大气端庄。他自认为与众不同，只是运命不济才操此业；他能做一手好菜，这与他反复强调的君子风范相违；诸多议论时政的话一一兑现——如果健在的话，这能增加他多少怀才不遇的骄傲啊。

每年清明节给外婆扫墓，“往生钱”他指定要我动手印，地下的人知道谁给自己印的钱，会有回报，“对读书进学有好处”。到时准备好腊肉、鞭炮、往生钱，一家人来到“菜苔子”，外婆葬在这里。修完了墓前的杂草，烧完纸钱，外公会严肃地蹲在墓前吸几支烟，“真快啊，一年又过喽。”再叹口气，“人的一生真快啊。”四月天满山的映山红，更有似在周围却遍寻不着的兰花，在幽香不知处，包围着外公严肃的形容。

外公对我最大的指望是“在武汉工作，每个月给我买条‘红金龙’”。他死的时候，我差一年研究生毕业。我的回报只能是选一块好的碑石，把我的名字刻得离“唐棣华”三个字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