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
　　
　　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
　　
　　尚武精神也许说明不了国民性是可变的，那就再看看侠义精神吧。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的光芒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们救危扶困，济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两个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春秋时代的侠客们天马行空，无视法律规范，只听命于自己的良心。到了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贵，沦为其附庸。如《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却个个自称罪民，以向规则屈服为荣。
　　
　　春秋时的侠客傲视王侯，对任何人都不假辞色。而《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类宠物式的命名，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极终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一个个慷慨赴死而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读《春秋》、《战国策》和读清代《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儿女英雄传》这些侠义小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清代侠义小说已经完全成了忠君事上观念的宣传品。侠义精神受到专制伦常观念的深刻侵蚀，礼教尊卑鲜明地取代了自尊独立。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及至宋代，中-国人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社会如同一潭死水，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