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公道、赤诚，好象这些现在都少有人提了。甚至有时会听到良心，良心值几个钱一斤的质疑。

良心是开不出价钱。不过，绝不是困其太轻贱，只是因其太贵重。

昨天，站在八宝山的礼堂，望着这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都自发赶来向廖沫沙致最后的敬意，我忽然又想到这一点。

他们不是冲着廖沫沙从前的头衔来的。冒着零下 8 度的严寒，也许还得挤上两三次公共汽车，他们来了，就因为廖沫沙是三家村的一家，曾经唯一幸存的一家。

廖沫沙，还有邓拓和吴晗，30 年前他们开设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今天的年轻人也许感到生疏了吧。这是三个正直的共--党人的心声啊！庐山会议一开，彭德怀挨批，空气沉闷起来了，大跃迸的若干遗留症一时间居然好象又不成其为问题，又可以招摇过市了。马克思主义哪是这样的？经济建设岂容折腾？从批判伟大的空话，到提倡心中有数，三位作者当然还不曾从最高领导的决策上，确实是从局部的角度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了自己正当的不满，说出不少真话。他们在需要勇气的时候焕发出勇气，在需要良心的地方显示了良心。

我是廖沫沙的新朋友，是为一次文字因缘与他而结识的。尔后当他文革监禁期间写的大量检查交代材料发回来，廖夫人陈海云忽然觉得不替他写个传记挺可惜，就来信邀约我合作。于是我有幸窥探到一个前辈的心灵世界。有这样一份检查，叫做《检查我的顽抗态度》，那是 1967 年 3 月 18 日，廖沫沙在拘押地为不肯按革命群众组织来人的要求将某中学校长牵扯成三家村分店代理人，而于事后被勒令写下的：在回答问题中，我说过：要讲实在话，我不熟识这个人；如果叫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我说过：我的罪行已经很大，再加上一条二条，也没有什么要紧。我说过：你们这样逼供，什么问题也得不到答复。我还说过： 我是准备判处死刑的，死吓不了我。只要将事实复原一下，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正义凛然的场面：一位陷于缧绁的老人如何向赫奕的权势者抗辩，而将一己之进退生死置于不顾。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这是考验人的时候，也是暴露人的时候。多少人在危急或者尴尬关头，明哲保身，顺风扯篷算了。良心却支撑着廖沫沙宁折不弯！

在写作《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一书过程中，我几次走访廖沫沙。他的记忆力真好，对半个世纪前的往事依然能一一道来。尤真是他的-襟真宽阔。对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乃至人生遭逢的一切横逆、痛楚，他总是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观照。即使对江青，对这个从批《有鬼无害论》到批《三家村札记》，一手制造了他的冤案的谋主，他谈及彼此的来往也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决不夸大其辞。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人对事都超越了个人恩怨，恰如夏衍在本书代序中赞叹的他皎洁诚实，平易旷达，无私无畏。他的风格令人感动。以致对我来说，合作写这本书，竟不似通常那样感到一种负担，而是受到一次精神的陶冶。

三家村中，邓拓、吴晗的传记已经出版。这本廖沫沙传记，倘若能在三家村唯一幸存者尚健在时问世，让他自己来读一读，该多有意思。遗憾的是，由于某出版社方面的原因，终于没能赶得上。我们正在努力使它尽早与读者见面。因为，一个这么好的人，一个苟利天下生死以的人，是不该也不会被忘记的。

［附记］：可以告慰的是，本文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后，好几家出版社都来关心、洽谈。尤其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领导得知我们这本书的 窘境后，表示尽全力支持。老编辑侯琪女士亲自上门。她对廖沫沙是熟悉的（当年她在《北京晚报》当记者，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就是交由她发表的），她说：廖老的一生是光辉的，应当让他正直、无私的精神留给后人。随即将书稿取去，很快就编、排、印刷、装订，速度惊人。《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一书已于 1991 年 12 月出版。

事实说明，好人自会永生，是寿比金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