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着三角架的摄影包里有一台哈苏120相机、一台尼康D3数码相机、两台相机的配套镜头、尽量多带的胶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提包里装着衣服、药品、几瓶矿泉水和方便面。
每年的寒暑假，于全兴都要带上这身行头，到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去，用镜头记录当地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他此行的身份是纪实摄影师，职业身份却是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从天津出发，到达西部某贫困地区，完成拍摄后返回天津，这就算是走了一个来回。10年中，这样的来来回回，于全兴有过21次，其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10年前，头一次去西部时，于全兴还是天津家庭报社的职业摄影记者，其摄影任务是接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派。当时，以救助贫困母亲为宗旨的工程，已开始了6年。
那是在2001年1月4日到了玉树，高原反应越来越严重，头疼，头晕，脑袋像个大气球，越来越胀，一跳一跳，像针扎一样疼。于全兴望着前方，感觉白色大地像一块裹尸布铺盖在我未知的旅途上。
就在这时，于全兴遇见了才仁巴毛母女。
那是个冬窝子，土坯垒的，门很矮，屋里很暗，有个土砌的锅台，还有些破破烂烂的东西，没有床，睡觉就在地上一躺。于全兴进门的时候，见一个女孩蹲在门口，一手用力顶着腹部，脸色青黄。她叫阿夏巴青才仁，是才仁巴毛的女儿。一年前，才仁巴毛的丈夫去世，女儿成为家里主要劳力。
怎么啦孩子？于全兴问。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时就常闹肚子疼，可她知道家里没钱，疼起来就拿手顶顶痛处，从来不哭，也从不要求治病。疼得轻些时就干家务，不疼了就到山上去挖冬虫夏草。10年前，虫草很便宜，130根才卖390元。
怎么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于全兴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着，用手抹了抹眼睛。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好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还是同样的4个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拍摄、采访都是次要的，于全兴后来说，我当时就决定，带巴青才仁到州上去看病。
带着巴青才仁上车后，于全兴给她的母亲留下150元，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双手合十，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个祈福的姿势。
去医院的中途，在小镇歇息的时候，于全兴把一个苹果递给巴青才仁，她接过苹果，审视着，好久，这才轻轻咬了一小口，然后便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于全兴不懂藏语，示意她继续吃，可她无论如何不肯把苹果再拿出来。于全兴找来翻译询问，这才明白：巴青才仁要把苹果带回家，给妈妈尝一尝。
于全兴拿出带在身边的所有水果，让翻译告诉她，这些都带回去。但你必须把这个苹果吃了！于全兴几乎朝她喊起来，然后就跑出屋子，拼命吸烟，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脑袋里乱得一片空白。
继续前行的路上，翻译轻声告诉于全兴：那女娃把苹果又咬了一口，就又塞进袍子里，再也没有拿出来。
泪水模糊了于全兴的眼睛。
第二天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陈旧的B超仪。检查结果，巴青才仁得的是胆囊炎。于全兴支付了医药费，又买些新衣服给巴青才仁，买些酥油让她带回家，希望她和妈妈过个好年。孩子紧紧拉着他的手，不说话，只是哭。两个月后，于全兴在采访途中接到结隆乡乡长达哇的电话，得知巴青才仁的病已经痊愈。
以前，按下相机快门，那是在拍摄别人，那是个机械动作。可现在不一样了。于全兴回顾他这第一次采访经历时说：每当快门咔嚓一声，我的心头就一动。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她们不是外人
于全兴后来把他按动相机快门的这种感觉称为触动，因为他在取景框中看到的影像，不仅映入眼帘，而且激荡心头。他觉得，如果没有这种触动，他不可能在离开记者职业、成为大学教授后，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走向中国最穷困的地区，走到最需要救助的母亲们身边。
10年，往返21次，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全兴沉思着说：多少次从西部归来,发现自己的心还留在那边,做梦都想
820组照片上的真实
每次从西部回到天津的家中,于全兴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冲洗底片。他急着看到他拍摄的母亲们的照片。底片太多,他的学生后来帮他数了数,大约有10万张,映现出他行走15万公里拍摄到的820组母亲影像。
于全兴拍摄采访到的母亲,故事很单纯,念想很简单。
有一次我在水龙乡,拍一个叫陆银菊的母亲。当时,这位母亲正在田间插秧,背上背着个两个多月的女婴。于全兴给她拍照时,乡里干部冲她喊：你干你的,是国家派人来给你照相的。
你看这张照片,这就是她。于全兴指着照片上赤脚站在水田里的陆银菊说：你猜她说什么？她说：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没把日子过好,国家还给我们照相,真不好意思。
那天,于全兴来到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时,当地干部问他：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无法想像。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于全兴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豁然出现在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
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
洞内每户人家都用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独立空间。山泉滴滴答答顺着岩壁往下流,向洞中人家供水。
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几乎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当然,也有婚丧嫁娶。在一个新娘家,于全兴见到山洞里惟一的一片像屋顶的东西,那是遮在床上面的一块旧毡布。在这个新婚家庭中,最引人注目的值钱物件,是一架老式缝纫机。
洞口处有个小学校,名为中洞小学,在校生几十名,师资不足,只能开设小学四年级以下课程。当晚,于全兴便在这所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过夜。苞谷杆铺在地上,上面再铺条床单,这就是床了。没有电,只能早睡。不知过了多久,于全兴觉得身上有动静,用手电照去,几只大老鼠正在他身上窜来窜去。
早上,于全兴起床后,发现母亲们正把自家的孩子领到中洞小学,然后她们就拿着种田的工具走出了山洞。校长是个志愿者,23岁,师范毕业的,叫梁正祥。他家住在山外的镇上,每周回家一趟,要走4小时山路。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老师引领着学生们唱道：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云中太阳放光芒,放呀放光芒。
只要妈妈露笑脸,露呀露笑脸,美丽花儿齐开放,齐呀齐开放。
听着孩子们稚嫩的音声,于全兴流下了眼泪。
我采访的地方,都这样贫穷；我拍摄的影像,都这样平凡。于全兴沉吟着重复说,贫穷而且平凡
他拍摄过一个叫杨会的母亲。她家有0。7亩坡旮旯地,年收成苞谷150公斤、土豆600公斤,到4月就没得吃了,靠借粮生活。她最着急的,是公婆去世欠下的2000元债,还不上,就去卖血。可到了血站却卖不成。卖血需要身份证,杨会没有。办个身份证要20块钱,那是她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她办不起。
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在集结这些影像、即将出版的名为《母亲》的纪实作品中,于全兴写道：
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
于全兴手中的摄影镜头,曾经面对一个个穷困母亲的面孔,但他更希望进入取景框中的,是一位位摆脱贫穷后的母亲们的笑脸。为此,他成为幸福工程的志愿者。这是一个从1995年开始的,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行动。
我要的笑容,不能是摆出来的,不能是领导要她笑出来的,要发自她的内心。于全兴说,这装不得假。真笑假笑,一眼就能看出来！
每一张脱贫母亲的笑脸后面,都有一个故事。
王秀梅曾是云南山区八道哨村的一位贫困母亲,穷的时候,买不起一双袜子。
后来,县里拨给她家一笔幸福工程款,1500元,资助她家办个酒作坊。刚开始,没经验,成本很高,出酒率很低,干了个赔本买卖。眼看着她的幸福要落空,王秀梅跑到山坳里大哭一场。哭够了,还得干。王秀梅去向有经验的人求教,渐渐找到门道。
于全兴到她家采访时,王秀梅已经脱贫。进到屋里,看到王家两个孩子正在电视机前打游戏,锅里正煮肉食,满屋飘香。王秀梅说,以前过苦日子,过年能吃上一只猪脚就不错啦,如今就是平常日子,想吃鸡鸭鱼肉,一样吃得起。说时,她满脸是幸福的笑。于全兴手中的相机喀嚓一声,给她的笑容定了格。
你看,于全兴指着照片上的王秀梅笑脸说,只有这种苦尽甘来的笑容,才特别甜美。
一般情况下,救助贫困母亲的小额贷款,每一笔也就是一两千元。不过,虽然钱少,于全兴说：至少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贷款都能发放到贫困母亲们的手中,几乎没有发现官场截留的情况。而且,最让我惊讶的是,没有呆账和死账,贷款的偿还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幸福工程使多少贫困母亲得到幸福？于全兴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个数字：截至2009年年底,幸福工程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446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投入资金6。6亿元人民币。对于全兴来说,这个数字并不枯燥,它已呈现为他镜头里的一张张母亲的笑脸。
普定县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是国家级贫困县,人均收入在150元以下的极度贫困人口有5万人。裸露的山岩上住着39岁的褚仁敏一家。她1986年嫁到婆家,一直用老式石磨推浆做豆腐,工艺落后,效率很低,一天只能做10多斤黄豆,仅够维持生活。1995年有了幸福工程,当年,村里干部就为褚仁敏一家争取到一笔1000元的帮扶贷款。褚仁敏买了豆腐加工机,改变了原始加工豆腐的老法子,又摸索豆腐深加工技术,把豆腐做成豆腐果、豆腐片、油炸豆腐等,到2000年,纯收入已达7000元。于全兴去采访时,见褚仁敏夫妇不但还清了帮扶款,还有了积蓄,正在盖一幢两层新房。
就这么多,1000元,最多2000元,只要给她们这一点帮助,许多贫困母亲就能走出贫困。于全兴说,他对此常常感到惊奇,这么点钱！走出贫困！她们真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