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本世纪最被中国人崇拜的词语。重庆的地图每3个月要更新一版；5年没回家的义乌商人要花钱请人带路；北京的你，分不清中国的第一高楼，是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还是广州的珠江新城西塔。
　　
　　变异的城市在关于发展的梦想中扑面而来。站立在城市的中心点，如同鸟巢或方糖的奇怪建筑、挤满全球化人类的麦当劳、香奈尔与海尔电器一起摆放的玻璃橱窗，旋转着向你袭击而来在这被创新、虚荣、财富、梦想推动的都市的信息长河中，我们随之不断向前移动，最后一阵眩晕。在总是挤不进的地铁前、在CBD写字楼下卖叉烧饭的快餐店，人潮汹涌如江河决堤。你浮沉其中并偶然发问：日新月异真的是一个褒义词？
　　
　　创新性破坏
　　
　　根据商业社会的逻辑，人类的创造需要破坏摩托罗拉CEO爱德华詹德海说我每天都在寻找破坏摩托罗拉的方式；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创造性地破坏，就是要把自己原来的成功与平衡破坏掉。写过《创新者的窘境》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一直试图发现世界运作的方式，最后发现成功是最糟糕的教师，直接提出在商业社会生存的创新性破坏理论：成长的关键，在于成为破坏者，而不是被破坏者。
　　
　　如果一切都可以贴上标签明价出售，商业社会的这种逻辑或许可以直接用于一个城市或一个社会。但在浮躁的上行社会，这种创新性破坏同时呈现的还有它的破坏力。
　　
　　有美国学者曾经投书新华社，认为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般莽撞行事，还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广东小城市江门想建生态城，好心的评论说，好处是不会重蹈以创新的名义破坏环境，以发展的借口牺牲生态的覆辙；刻薄的评论说，科学城、金融城、生态城恐怕都是跟风式的流行口号，全都是以发展的名义去兜风。
　　
　　2007年的广东高考地理状元廖丽嘉用无所适从来形容曾经经历过的高考。每年高考都有新花样3+大综合、3+小综合、3+X、3+X+1再到3+X+2；从原始分到标准分，再从标准分改为原始分。如果年轻人将高考看成改变命运的途径，那么这种命运的考试方式就近乎儿戏。澳门科技大学校长许敖敖说话比较坦白：高考科目5年变4次，这种让学校、老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的做法，也叫改革创新？
　　
　　广东佛山一个村的医院开通网上医疗服务，通过信息化联网，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但批评家对此并不领情，认为这投资巨大的事儿除去全国首创的名头外，对不上网的农民似乎没有帮助。好心未必办好事，有时是一种浪费新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发布时，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医药公司必须大规模地更换药品包装。当时重庆最大药品生产厂家之一，陪都药业在换装中投资大约是80万元，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还有心思为同行算一笔账：重庆药品生产厂家近1000家，每家20个品种，每个品种用10000元计算，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
　　
　　如果说科技应该时刻创新，法规该不该朝令夕改？在创意可以变现的商业社会，随创新性破坏而来的，可能是破坏性创新一位叫黄文学的评论者写过文章《伪创新为何一路高歌》，认为创新的压力十面埋伏：全球气候变暖、人口急剧膨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激烈、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压力等等，让创新对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但他认为，在这个创新在报刊、文件、讲话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的社会，打着创新招牌的伪创新行为并不少见例如换个新说法和新名词的制度创新、换个颜色和包装的药物创新、换个洋名称的食品创新、贴上高科技术语标签的技术创新。形式主义、浮躁逐利、漠视科学都会纵容伪创新，然后，伪创新带来了负价值。
　　
　　建设性破坏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天池蓝而清澈，杜鹃花从池畔蔓延开去，周边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和草地。后来《无极》剧组来了，给天池留下了纪念品酒瓶、塑料袋、雨衣和垃圾，还有一百多个桩、一座将天池劈成两半的破败木桥。结果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站出来批评，同时受到批评的还有过度人工化、城市化，乱占地建房、毁坏自然遗产等在小城镇和风景区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人民日报》上的政论告诉我们，这叫建设性破坏。这种破坏，让雁荡山溪流干涸，让昆明滇池水质恶化，让襄阳的千年古城墙被夷为平地。
　　
　　你也不得不忍受城市突然出现的这些东西：某张耗资过亿的城市名片、某个为了赞助费用的地产节、某个毫无意义的大桥长度、某个做广告用的巨型雕塑，然后，你无能为力地看着城市失去某个充满人情味的老城区，某座墙壁有着涂鸦的旧骑楼、某个周六用来表演粤剧的小广场。你犹如生活在电影《死亡诗社》当中，百年老校的校训是：tradition，honor，discipline，excellence（传统、荣誉、纪律、优秀），年少气盛的孩子们却要将之改成travesty，horror，decadence，excrement（嘲弄、恐怖、颓废、排泄）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某顾问说，城市化会引发紧张性头痛。但更大的问题是，紧张兮兮的中国城市，正沿急功近利的发展公式变得千篇一律，失去味道。
　　
　　即使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存在建设性破坏：有人说80后的选择带来了商业化和草根化，而抛弃了文化的深度；有人说网民发明了论坛、人肉搜索引擎，也发明了价值混乱的时代。有着社会进步需要保守下来世界观的作家阿城，通过艳照门事件发现了百无禁忌是可怕的。有人开始追忆上世纪80年代，有人发现中产阶级对社会的需求其实是保守稳定。
　　
　　社会急躁让保守主义存在生存空间。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香港《明报》经历过一场漫长的改革。最喜爱的史书是《资治通鉴》的金庸希望制度化，但又不希望因为改革而引起《明报》内部的大动荡。于是他选择了保守主义：改革要一点一滴地累积起来，东改一点，西改一点进步太慢，还是胜于急躁而酿成了重大错误。与其失足，还不如走一步，看一步，再跨出半步试一试，不对就立即缩回。
　　
　　创新和发展不应该被反对。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变来变去，不叫创新；没有方向，不叫进步；只破不立，不叫发展。在浮躁社会，标志性建筑的阴影掩盖了城中村的杂乱，电视明星于丹创新了《论语》的解释，房地产商每天都在电视广告里教育你新的居住概念这甚至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在用创新的名义伪创新，用发展的名义搞破坏？禅宗大师说平常心是道，但人人都被不进则退的生活逻辑逼得失去了耐性。高速前进的社会学，需要的是玄幻感而不是平常心，50年的未来实在太远，5分钟的奇迹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