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园子里，地坛是我颇觉乏味的一个地方，水泥砖太满，草木受欺，一个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会难受。尤其盛夏，像抽干了水的池子，让人焦灼。
即便如此，在我心里，仍是器重它的。地坛，是个重量级的精神名词，因为一个人和一篇散文。20年前，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阅览室乱翻，忽遇一文，不觉间，身子肃立起来。很想一个人逃走，躲开众目，找一个身心无所顾忌的角落，慢慢享用。它把我拐跑了，去了很远的地方，那儿长满荒草和古柏，除了僻静、空荡和潮湿的虫鸣，只剩一位小伙子和他的轮椅。那个脸色苍白、被孤独笼罩的青年，那个消沉倦怠、无事可做的青年，那个在灿烂之年猛然摔倒的青年，终日躲在其中，在墙角，在荫下，漫无边际地冥想，关于青春、疾病、身体、梦想、活着的意义 与之相伴的，只有光影、落叶和硕大的年轮。暮色苍茫时，母亲细弱的寻唤，云丝般飘来，他选择答应或沉默。这是个废弃的园子。这个自感被废弃的人长叹，彼此同病相怜。搬过几次家，搬来搬云总在它周围，且越搬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对一个刚结束身体发育、精神正闹饥荒的学生来说，那个阅览室的下午，犹如节日。黄昏时，他一溜烟跑向复印室，把整篇文章揣进书包。《我与地坛》，史铁生，《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大概又过了10年，我才真正跨进那园子。对它，我早早存下了一份敬意和暗恋，仿佛那并非公园，而是一个人的心灵私宅、精神故居。期间的一草一木，都是被喂养过的，被一个年轻人的寂寞，被他的时针，被他心里的荒凉和云烟。入门前，我迟疑了，顿住，觉得不该这么随便进去，似乎需要一个仪式，该向谁通报一声。而且这是不应收门票的，或者，访客带一册书刊，收有《我与地坛》的那种，权当名帖或请柬。如此，我才觉得不鲁莽，才觉得被邀请了，经了主人同意。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我东张西望，找什么呢？同伴问。我不吱声。我找一个轮椅上的年轻人，找他的车辙，找端详过他和被他端详过的东西。我很急切，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年轻人的急切。其实我不该来。地坛早没了文中描述的清寂，修饰一新的它，像个思想被改造过的人，像个刚理过发的新兵，熨烫齐整的制服，风纪扣都系紧了。没了杂草裸土，没了野性、不规则和迷失感，没了可藏身的自由。印象中，它该是茂盛深邃、曲幽弯折的，没有头绪，能藏得住很多东西，能收留很多的人和事。它变肤浅了。枉带了相机，没拍一张照片。因为我不知当年小伙子会在哪儿泊他的轮椅，哪儿安置那些缤纷狂乱的念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我对身边人嘟囔：地坛，地太少了！大地之坛，怎么可以缺了泥土呢？终于确信：那人走了，不住这儿了。我也该走了。没事我就不来了。但我知道他这座城里，他在一个人生病。那种病，漫长、坚忍、安静，犹如事业。如果说世上有什么纯属私事，那就是生病。生病会让一个人的身体极度孤独，也会让精神极度纯粹，尤其是上帝给他的那种病。2无论作品或生涯、肉体或精神，史铁生都是和死亡意义归宿深深打交道的那类人，也是最亲近灵魂真相和永恒元素的那类人，我称之为生命修士。
疾病，在常人身上是纯苦的累赘，在他那儿，却成了哲学，成了修行，成了生命最普通的行李。他让你发现：原来，肉体可以居住在精神里，世界可以折叠成一副轮椅。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笑得晴朗，像秋天。一个以告别的方式生活的人，一个倒着向前走的人。他的从容、镇静、平淡，他健康无比的神色，让你醒悟：焦虑、惊惧、凄愁、急迫、怨愤是多大的荒谬与失误。不应该，也没理由。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说中了。他注解了自己。2010年最后一天，上午醒来，我的手机短信最多的，不是新年快乐，而是：史铁生走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他赶上了新年，赶在了宇宙新旧交替之际，愈发像个仪式。我并不悲伤，甚至不觉得是个噩耗。它更像个消息，一个由他本人发布的通知。我只觉得周围的景物有点恍惚，显得空荡、陌生。对很多喜欢或热爱的人，我们并不期待撞面，只知彼此同在就满足了。当有一天，对方突然离去，我们最大的感受，或许并非痛苦，而是失落，是孤独，是对空位的不适应。就像影院里看电影，忽然身边的人起身走了，留下个空座，你会不安，盼那个陌生人再回来那天的短信中，有位母亲说，她特意朗读了《我与地坛》，儿子静静地听孩子小，不知发生了什么，但说了句：妈妈你念得真好。和我一样，她不悲痛，只是想念和感激。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悲剧。新年钟声响了，在稀疏的报道中，我知道了些最后的情景清晨3点46分，他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6时许，按其遗愿，肝脏被移植给天津一位病人。上午，在该院脑外科的交班会上，一位教授向同事深情地说：从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从我们这里走了。他，用自己充满磨难的一生，实践了生前的两条诺言：呼吸时要有尊严地活着；临走时，他又毫不吝惜地将身体的一部分传递给了别人。我自己、我们全科、我们全院、我们全国的脑外科大夫，都要向他史铁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