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我像许许多多的旁观者一样喜欢面对比赛评头论足，小到电子竞技，大到体育竞技，一边观看，一边像解说员似得讲着战术安排和团队配合，并给出自己的预测。许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了这样做的不成熟，因为随着预测的失败，我会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这种情况发生后，我会坐在墙角默默地流泪，灯光映衬着我吴彦祖般的侧影，点燃一只烟，吞吐着对比赛的不解和对自己的怀疑。

与之相反的是，有些“聪明”的人在整个过程中会一言不发，当比赛结束后，他们才开始评论两支队伍的功过得失，让旁边的姑娘们和坐在墙角的我不禁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还有一些人则更为“聪明”，他们会在过程中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分析，主队可能赢，客队也可能赢，当比赛结束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前者是事后诸葛亮的主要势力，我们将这种现象叫做“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后者是事后诸葛亮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将这种现象叫做“早就知道效应（Know-it-all along effect）”。

我已经很久没有坐在墙角流泪了，理解到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不会让自己成长半分，反而容易陷入到胸有成竹的快感和掌控全局的错觉当中。在科学上，我们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需要进行实验验证，理论必须要放在实验之前，否则，当实验的结果出来我才提出理论进行解释，这样的解释既正确又没用，这样的理论既脆弱又狭隘。虽然很多理论都是在观察一些现象后才提出的，但一个理论是否真的有价值，还是需要另外的一些现象来检验。

理解这一点并不艰难，事后的解释比起事前的预测实在是容易太多了。德国队赢得了世界杯，事后诸葛亮会说，是名帅勒夫的历练；德国队要是输掉了比赛，事后诸葛亮还会说，勒夫还是经验不足；他们分析总是跟随着结果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现象在投资和股票领域更为常见。

再比如，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笔迹心理学，有一种非常强的质疑就说，一般是是先接触这个人，然后才看到他的字，分析毛泽东的字迹，人们说雄伟有力，坚硬厚实，其实就是犯了事后诸葛亮的错误，因为他在认识这个人的过程中（开国主席嘛），已经感觉到了一些性格特征，然后把自己的分析对应上去，这样的分析永远正确，但是永远不是科学。

事后诸葛亮的核心在于，事情的结果作为一个信息如果被我们接收，就会改变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因为从根本意义上说，我们都是结果论者，一件我们直接参与的事情产生了糟糕（或好）的结果那么一定是哪个地方做错了（或做对了），隐藏在这一信念背后的，则是我们塑造的因果关系。

我们面对考试落榜，事业受挫，家庭矛盾这些已经产生的结果的时候，从后往前开始回顾整个事件。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有一种认知捷径叫做“反现实推理”，我们会想到导致我们成绩糟糕有哪些原因，我们会猜想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获得控制感。比如，如果我能抓住重点，考试就不会这么糟糕。我们就是这样完成了一个分析，那么为什么在当初我为什么抓不住重点呢，因为只有考过试后才知道哪些是重点。事后诸葛亮在分析比赛时，也是同样的道理，哪怕那些事前被自己称道的细节事后同样也可能因为结果的糟糕而不再灿烂，反而在他们口中会成为埋葬败者的坟墓。

我不知道黑天鹅的作者 Taleb 是否也看过“反现实推理”的相关内容，但是他提出的“叙事谬误”也同样令我印象深刻。Taleb说，我们会不断根据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来叙述整个事件。Taleb很强调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而他所说的“我们觉得有道理的逻辑”，就是因果关系。因为我们分析整个事件时，无法绕开对因果关系的叙述。这样的例子方方面面，你车转向灯坏了想去修理，修理工却说，这转向灯没问题，因为基本因果关系的作用，你会想这个修理工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而对于一场足球赛，主队领先时，我们会想到一些原因来支撑这个结果，如果主队接下来落后了，我们又会想到另一些原因来支撑这个结果。直至比赛结束，我们对这场比赛的叙述一直在改变，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反现实推理”和“叙事谬误”看起来殊途同归，其实，两者根本就是一回事情，都可以用来解释的后见之明的成因。而Know-it-all along effect这一现象，与Hindsight bias非常不一样，即使从表面来看，后见之明提供的是事后的分析，更符合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事后诸葛亮；而早就知道效应则更为强调个体会夸大自己的预测，与回忆机制相关。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实验，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还未结束，被试要在15种可能后果之间做出评估，尼克松访问结束后，那些猜对了结果的人会夸大自己的预测能力，即我早就知道会这样；而猜错了的，则会认为自己其实一直觉得这个错误的结果可能性不大；这个实验能说明的问题并不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结果作为一个信息会影响到自己对过去的回忆。

事实上，我们在回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取线索的过程。所谓线索就是指自己做出判断的依据，比如我认为尼克松即使去了中国，中美关系仍然不会缓和，因为历史，经济的一系列原因，这些作为线索引导我得出了结论。但是当结论错误的时候，我们开始回忆当时的态度，这些支撑你得出结论的线索却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他们会认为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原来所认为的情况可能性不大。与社会认知的原理类似，不符合已知信息的其他信息很难整合在一起形成印象，而在回忆过程中，这些东西也会被忽略掉。

另一个原因在于，有些线索的指向性非常模糊。比如，盲人上街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比起普通人大还是小，我们可以说因为是盲人，缺乏视觉输入，发生事故可能性更大；但我们同样可以说，正因为他是盲人，他一定很小心，所以发生事故可能性更小（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衡量的是个体）。那么，这个线索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可以完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推理，当结果作为信息被我们知道后，我们会完成其中的一个推理，并且理所当然地把这个本来模糊不清的线索当成自己推理的一部分。比如，事故可能性大，他们会说缺乏视觉输入，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事故可能性小，他们会说盲人很小心，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这两种事后诸葛亮就是这么炼成的，卡尼曼教授在他的思考，快与慢中把这两种类型认为是一种，而且没有给出原因，我经过一番思考，认为这还是两种不同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不仅描述的现象不同，形成的原因也是不同。

理解到事后诸葛亮的所隐藏的这样一些秘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很多，虽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评论比赛，只是听到事后诸葛亮的评论不再敬佩，不再鼓掌，心里不会再起波澜，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他们装逼，不变的还有灯光映衬下吴彦祖般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