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北大的小故事15条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15条关于北大的故事,供各位参考，希望您能喜欢。【精选】北大的小故事（1）：
成绩倒数怎样考上北大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之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１００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１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
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
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４００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强烈的挫败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的出路。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３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订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精选】北大的小故事（2）：
梦想离北大有多远？
他们是村里惟一把儿子送到城里上学的家庭。
山里学校条件差，教师水平又浅，还让家里的地分着心，从没教出过有出息的学生来。他们怕耽误了儿子，就送到城里去。
妻的一个表妹嫁在城里，帮儿子联系了学校，还让在她家吃住。可事不随人愿，妻的表妹因丈夫有外遇而服du自sha。儿子自然不能再去她家吃住。儿子在城里上学成了问题。
他们夫妻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丈夫去城里，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儿子上学。
他到一家建筑工地干小工。那家工地每天中午管一顿饭，可他从不在那里吃，下了班赶忙往“家”里奔，给儿子做饭。每顿都做一份可口的饭菜给儿子，他则吃点煎饼、咸菜。
不知道什么原因，儿子升入四年级后，成绩急剧下滑，一下子由前五名滑到了中下游。他急了，先是劝说，继而便打，把儿子白嫩的屁股打得血红肿胀。儿子趴在床上疼得哭，他则在一旁心痛、失望地抹眼泪。
他想辅导儿子，拿过儿子的课本，才知道根本辅导不了四年级的儿子，他想像城里人那样请个家教，可他干小工挣的那点钱，根本请不起。
他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叹息一声连着一声。
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让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后，把一天所学转教给他，儿子当老师，他当学生。
年幼的儿子觉得好玩，一下子提起了兴致，上课再不交头接耳，搞小动作，眼睛瞪得老虎似的，巴不得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住，以便晚上好教父亲。
晚上，儿子老师样地讲，父亲学生样地听。父亲有不懂的，就问儿子，儿子有的会，有的也不会，但儿子从不说不会，却反过来熊他，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父亲就羞愧而无奈地点点头。儿子还会说，自己想去，明天再告诉你。父亲心里笑笑，并不点破，就一边想去了。第二天晚上，儿子准会把那题详细地给父亲讲一遍……
渐渐地，父亲能问住儿子的问题越来越少。小学毕业，儿子竟考了全校第二名。初中三年，儿子每年都考第一。
儿子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高中后，变得懂事了，理解了父亲这些年来的苦心和艰难，就对父亲说，您今后不要再陪我学了，我长大了，我会努力学习的，您放心就是。
父亲欣喜地连连点头，可晚上照样让儿子教他。
儿子再不忍心父亲陪他受罪，想了想说，我每晚回家后，把学的东西背一遍给您听，您认为可以了，我就睡觉，您认为不行，我就不睡觉，继续学，直到您满意为止……
儿子的懂事和体贴，让父亲泪眼朦胧。
从此，每天放学回家后，儿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父亲复述当天所学，每次考试，都把试卷拿给父亲看。
儿子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儿子成为他们镇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
【精选】北大的小故事（3）：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
1917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12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两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24岁，傅21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傅斯年天分极高，11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精选】北大的小故事（4）：
成绩倒数怎样考上北大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之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１００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１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
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
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４００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强烈的挫败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的出路。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３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订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精选】北大的小故事（5）：
考进北大是压抑的胜利
你们是一批在小事情上撒娇，在大方向上却完全服从的孩子。
本来准备讲一些西南联大的故事，然而看见你们坐在这里，眼睛里带着迷茫，我忽然不想讲那些故事了。因为那些故事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你们离当年的北大学子、西南联大有一种精神源头的隔和远。西南联大的学生穿越战火，读书救国，是民族精神和自我觉醒的一代。而你们，虽然考入北大，但我并不认为你们就是天之骄子。并不是你们真的比你们的同学聪明、用功。而是你们比他们更能够接受压抑、配合压抑，与压抑你们的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配合，是这种对压抑的服从使你们通过了考试机器，得了高分，进了北大。我称之为压抑的胜利。比起那些没有考上北大的同学，你们少了反抗，少了天真，少了活泼，少了游戏，少了恋爱，少了俏皮，少了青春，少了分数外许多最宝贵的东西。我观察到，情商较高的孩子反抗这种压抑最多，而情商其实决定人生是否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在北大这类名校近年会发生所谓精英学生自sha的事件。这就是考上北大之路成了自我毁灭之路的原因。因为你们会把这种压抑当作成功的必要，当作人生正面的经验，误以为这样被动地学习、生活，加大对自己的压抑，就可以完成一个成功的人生。这是一个大大的谬误。这种谬误必须停止！有个叫坎贝尔的人说过：最坏的生活，是没有选择的生活。你们正是从那样的生活中走过来的。更多的时候，你们不敢说不，更不敢说我要。你们没有个性，因为你们一生没有选择和经历过真正的历险。李政道中学毕业后就遇上日*-本入侵。他一个人跋山涉水，从沦陷区来到云南，寻找他心目中的恩师。在一个叫岗头村的昆明郊区，他敲开了一间农家的房门。他未来的恩师吴大猷正在里面照料着生病的妻子。当时的李政道解答出吴大猷的一道道物理题目，一次次地让吴大猷感到惊讶，最后震动和狂喜。从此李政道受到吴老师和西南联大诸位名师的精心培养。当时的李政道正是现在你们这样的年龄。你们能做到吗？你们要对自己负责。如何才能对自己负责呢？我对你们有几点建议。首先是培养自己的穿透力。穿透，就是把自己从局限的位置里择出来，站在一个高度上，行到远方。曾经有一个与你们同岁的青年叫杨振宁，在日*-本对昆明的一次飞机轰炸中，杨振宁和家人躲警报的同时，看见他们住的院子正中落下了一颗炸弹。杨振宁立即找来一把锄头开挖，因为家中的许多生活物资都被埋在里面了。他还挖出了一摞书，这时候西南联大的几位名师走过，看见在一场疯狂的轰炸后，居然有这样一个青年还在挖书，立刻赞言，这个孩子必有大出息。这就是穿透力，能够透过现实的迷雾，看到理想与未来。下一步就是找到方向与个性的配合，包括与导师配合，与选题配合，与职业与事业配合，完成独到的人生。此外请记住，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这是文化与科学的准则，也是人生的准则。你要怀疑，要探索发现，要特立独行。没有自由的灵魂就没有真正的创造。写日记是培养自我意识的好方法。哪怕是写自己的暗恋，你可以总结自己的内心经验，可以观察自己的成长。你就有了一个尊重自己的意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听到你们中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老师，你讲的我不服气，我认为我就是优秀，我就是未来的精英。说明你们真的很惶惑。但愿我今天讲的能够触动你们的内心。【精选】北大的小故事（6）：
我是北大穷学生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
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地方就完全裂开了。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理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诉那个孕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又开始像一个旅行家一样双眼望着窗外。面对着这种局面，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节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地在人群里站着，十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十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在听着旁边的人说话，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样地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
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
我知道当时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
【精选】北大的小故事（7）：
我被推荐读北大
2009年11月19日下午，匡超跟在几位老师身后走进会议室。在北京大学宣布全国39所中学获得校长实名推荐资格后仅一天，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1)班的学生匡超就已经被确定为该校的推荐人选。一下子。这座百年老校里涌进了各路媒体记者。
在1小时的访谈中，这个17岁的年轻人侃侃而谈，学奥巴马那样挥动着手臂。还时不时地挑挑眉毛。我觉得自己的出生不是偶然的，匡超说，说不定历史选择了我，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从外表看，这个突然出名的男生与普通中学生没什么差别。他有些挑食，从不吃茄子。但一顿要吃4两米饭。他有着阿凡提式的大鼻子，架着一副400度的眼镜。即使下雪天冻到感冒，他也只穿一件毛衣和一件敞开的外套因为穿上棉衣后。有点儿像企鹅。学生中公认的牛人有3种，要么学习成绩好。要么学科竞赛成绩好，要么课外活动能力强。而匡超3样都很厉害首先，匡超高一进校时就是年级第一，3年后总成绩仍然是年级第一；其次，他连续两年都拿到省物理竞赛一等奖，数学竞赛也拿过省二等奖。而他的语文和英语也都是强项；再次，他是班长，性格很阳光，搞活动能力强。许多批评北大该项改革的评论，都拿匡超做例子。有些具有怀疑精神的网友，开始人肉搜索他的出身。我生长在丹阳农村，父母都是普通教师。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学生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自称匡夫子，在班级日志上，总是以匡夫子云起笔，模仿太史公的笔调，指点江山。他的床头放着3本不同版本的《毛泽东传》，还有《资本论》以及暂时看不太懂的王小波。早在公众瞩目之前，匡超在南师附中已经尽人皆知。有人说，宿舍晚10点熄灯，别人都在海聊或沉睡，只有匡超躲在男厕所昏黄的灯光下，读英语，看数学书。有人说，物理竞赛前太紧张，他20天没洗澡。还有人说，有他在，连组织活动当个头儿都难，因此，有位学生只好在高一下学期转学回乡读书。匡超本人认为，这些故事中，演绎的成分居多。他觉得，学习从一开始就是快乐的。上小学时，他就是故事大王，还自编相声，擅长**子鼓。不过，当他从相对闭塞的农村来到省城，起初还是有些不适应。高一时，他被任命为徒步11公里活动的首席执行官。他给同学们作动员：我们的目的地是aaaa级景区雨花台。他一字一顿地把a说了4遍，同学们偷笑，老师小声提醒，说4a就好了。 从此，在学习之余，他开始有意识地拓宽视野。有一次，江苏省教育厅选了10名优秀学生访问澳大利亚某城市。对方市长在市政厅接待，事先没打招呼就让中国代表团发言。在学生们的一致推举下，匡超用纯熟的英语即兴作了演讲，受到澳大利亚当地媒体的称赞。实际上，在被校长推荐给北大之前，就在11月初。匡超与自己心仪的北大也有过一次交锋。在这个由北大某位副校长带队的座谈会上，匡超先是与北大副校长一起追忆了北大的历史，接着话锋一转，问对方：老北大一枝独秀，但今天的北大对自己的追求是不是发生了改变?此后，当这位副校长回答一名学生的提问时，他觉得不太满意，便继续追问，甚至还给北大挑毛病。而那位北大副校长私下里对匡超的评价很高，认为这个学生的思辨力、责任感和使命感非比寻常。如果北大都容忍不了我的张扬，那我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匡超直言不讳地说。他心仪北大多年。高三(1)班教室的墙上贴着每个学生的志愿和对自己的寄语，匡超在北京大学下面写的是：给我一个机会，还你一个5000年的辉煌中华。因此，当他日后在电视上嚷着要改变世界，同学和老师早就习以为常了。很多同学好意劝他，中国社会需要的是沉稳低调，连父亲也觉得儿子有些年轻气盛。每到这时，匡超总是反驳说，毛泽东年轻时就在《湘江评论》上撰文，周恩来上中学时也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哪个不是狂得一塌糊涂?有一次，他碰见一位乞讨者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在争抢一瓶讨来的营养快线，后来不慎打翻在地。那位乞讨的父亲马上站起来，啪啪两巴掌打了两个孩子。很多人漠然地走过，匡超却百感交集，他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给了他们。如果我被北大录取，有机会要去农村转一转。他欣赏奥巴马在上海时说的一句话：真正值得敬佩的人，心中装着的不光是自己。还有民族，还有国家。如今，被推荐上北大的匡超无暇顾及由此带来的余波。他正忙着组织班上的内阁成员，针对本班期中考试整体滑坡的问题，拿出一整套整改方案。同时，不顾自己形象不算上佳的事实，仍在争取作为学生形象大使，代表南京市申办2014年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对于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风风雨雨，他引用了一句在南师附中学生中流传甚广的话：20年后，这不过是人生中的一朵小浪花。【精选】北大的小故事（8）：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很潮湿
一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待了4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到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地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个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即使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460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象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
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喊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这座圆明园废墟上的校园，还是为了我们未曾燃烧的青春？
毕业前夕的小饭馆里挤满了毕业生，大声嚷嚷着劝酒的，默默地一杯杯喝光的。酒是青春的象征。那些最撕心裂肺的话，是刚刚喝醉时从心里流出来的。
第一次喝醉酒。原来醉酒的滋味这么难受，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稳，大脑是停止转动的风车。
老板娘说，每年6月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已习以为常。而对这一茬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后的狂欢。
毕业生是最早光顾食堂的一群。学弟学妹们都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他们趿着拖鞋走进食堂，一边皱眉头，一边挑选能够下咽的菜。从凉拌海带里吃出一只壁虎的尸体来的经历，以后将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典故。大学食堂里，好吃的就只有典故了。
【精选】北大的小故事（9）：
我在北大中文系的日子
大一的那年是在昌平念的。对于北大非文科且非93以后若干届的学生来说，昌平只是意味着无法想象，但对于我们来说昌平却是最初的记忆。
昌平园里印象深刻的是讲座。因为学生离得太远，系里经常有老师过来做讲座，印象最深的是李零先生来讲治学道路，空荡荡的大教室里坐着些不知所谓的孩子，先生讲他半生治学，也不谈寂寞，也不谈辛苦，只是顺着逻辑和理路把自己的经历老实交代出来。现在想起来，先生当时可能会觉得有些无奈，一群孩子能听懂什么呢？可是就是这样的讲座却给学生心里埋下了伏笔，不论如何总有一天会懂得这中间的玄妙。到了夏天，我们终于回到了燕园。在回燕园之前是军训，军训对于中文系本没什么好说，但这一年我们厉害的有两样，一是打扑克牌，一是喝酒。打扑克牌我们是赢了教官，所以从来不用做清洁，都是教官帮忙做，这在军营里是独一份的。喝酒厉害主要还是中文系女生，喝得营长满地乱爬，要找中文系女生拼酒。在军营里的生活其实是苦闷的，还好我们没有象92、93级的学长那样军训一年，但仅仅是一个月也是苦闷的，记得当时午休一次我做了个动作是拿手枪朝太阳穴开了一枪，被同学说是这就是军训的感觉，由此可见一斑。大二印象最深的是上倪其心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倪其心先生是林庚三大弟子之一，才气之高由此可见，但他除了早年研究宋诗，后来著述并不多，似乎就一本《校勘学大纲》，前面序言是费振纲先生所写，可知还是文革过后恢复教学的成果。倪先生身材中等，微胖，头大如斗，身体不太好，似乎是癌症手术过后仍坚持教学。我们那时候上课很不专心，经常迟到，十个人的课堂都常常来不整齐，倪先生有一天生气说：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住燕北园每天七点就坐公共汽车出来，不会迟到！我们好奇地问，为什么不骑自行车。倪先生很有道理地说：我不会！又有一次又是很多人迟到，倪先生来气直接把门栓上，不许后来者进教室，这就是他生气的极限。大二我也修了古代文学，那是大课，大家都去，但我不怎么喜欢上课，只记得交过一份课程论文写宋代话本里的女性形象，40分满分得了39分，很是得意，是不上课的学生又能得高分的好例子。我还修了温儒敏先生的现代文学，考试那天因病要延考，温先生改了题目给我，也仍然考了一个97分，是我大学里除了体育之外拿的最高分了。到了大三，专业课增加了很多，我仍然不认真学习，每天只惦记着写诗和小说。那一年我们和98级的同学一起撺掇着把未名湖诗会搞成一个诗歌节。似乎排演了一出诗剧，是海子的剧本《太阳弑》改编的，大家没有戏服，就去扯了很多布料，像希腊人一样围在身上。法律系的撒贝宁师兄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那时候还和我们一起演出玩。记得他当时赤裸着上身，围着布料上台，不料忘记摘手表，所扮演的人物好像是一个国王，国王戴手表当然是不行的，已经被台下大笑，更甚的是他动作幅度大，几蹦跶把布料给挣脱了，露出了牛仔裤，还是lee牌的，这下台下彻底炸开了锅。演出的事情往往是一个晚上的辉煌，但排戏却是好几个星期的精彩，不深入到其中无法体会。诗歌节以前从来没搞过，我们搞未名湖诗歌节之前，似乎大陆也没有诗歌节一说，因此怎么搞都是大家由着性子来。先是要搞些演出，把摇滚乐队拉拢进来，那时候95级的王敖有一个乐队，自然是拉拢了来。又要搞些讲座，大请各路诗界神仙。同时又搞网络在线的诗歌活动，拉到一小笔赞助。最后耗资巨大，至今也想不起来是怎么搞到的钱，总之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给弄出来的。但现在竟然变成了北大的一个传统，也算是给后来的中文系遗祸万年，弄得大家都被这个诗歌节缠身，无法解脱。诗歌节最好玩的还是朗诵会，而且是第一场未名湖朗诵会。以前的传统是每次必朗诵海子，有表演性质，其实主要还是纪念，而且海子在学生中有号召力，凡上大学者必然知道他。保留目录有《祖国（或以梦为马）》《春天，十个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作，每次朗诵必然引起轰动。其次是在京的著名诗人也会带着诗作参加。最后是在校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98级的曹疏影的诗写得好，这在当时是一个共识，现在她在香港也是非常有名的诗人、活动家。大四的时候参加了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的活动。之前是有研究生的师兄办过一个燕园书网，也给他们写过一点书评，但都是小打小闹。到胡旭东师兄主持新青年网站的时候，他招呼我去，诱饵只有两个：办公室有空调，还有冰冷冰冷的矿泉水。新青年网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在2000年的时候是大陆最重要最知名的文化网站之一，充分表现了北大的人文和艺术底蕴，设有文学、电影、音乐、学术等频道，文学频道自然是中文系把持的地盘。我们开设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子频道，还和《书城》《视界》等杂志合作，上传了大量精彩的内容，最有名的还是我们的文学论坛文学自由坛，吸引了上至著名诗人、作家下至中学生的各类人等的参与，一时间几乎成为国内创作最活跃的严肃文学阵地，每天更新各种作品数十篇，影响很大。【精选】北大的小故事（10）：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很潮湿
一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我们不是植物，不能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大四了，没有人像以前那样勤劳，跑到水房去打水。宁可渴着，要么喝凉水。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录音机里还是那首令人心恼意乱的老歌，劣质的磁带，快要转不动了。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待了4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到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地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个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大讲堂拆除了，没地方看电影了。而那最后一场电影，恰恰又是看过的。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即使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460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象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
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喊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到一半，就已泪流满面。仅仅是为了这座圆明园废墟上的校园，还是为了我们未曾燃烧的青春？
毕业前夕的小饭馆里挤满了毕业生，大声嚷嚷着劝酒的，默默地一杯杯喝光的。酒是青春的象征。那些最撕心裂肺的话，是刚刚喝醉时从心里流出来的。
第一次喝醉酒。原来醉酒的滋味这么难受，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稳，大脑是停止转动的风车。
老板娘说，每年6月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她已习以为常。而对这一茬毕业生来说，这是最后的狂欢。
毕业生是最早光顾食堂的一群。学弟学妹们都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听课，他们趿着拖鞋走进食堂，一边皱眉头，一边挑选能够下咽的菜。从凉拌海带里吃出一只壁虎的尸体来的经历，以后将成为一个流传不衰的典故。大学食堂里，好吃的就只有典故了。
【精选】北大的小故事（11）：
北大的夏天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蝉鸣的时候，行李都打点好了。上路吧，毕业生。
北大的夏天，只有记忆是潮湿的。青春在窗边的风中飘逝了。玻璃做的风铃摔下来，发出最后短暂的呼救声。谁来救我们呢？水瓶躺在床脚，布满灰尘。床头女明星的笑容已经苍白，像一朵枯萎的忘忧草。
毕业论文上的字，像蚂蚁，各自回自己的家。我们或留下或离开，这座城市，我们呆了四年，尚未熟悉。
某某人出国了，某某人上研了，某某人找到了一个肥得流油的工作，某某人被遣返到偏远的家乡。一切都以平静的口气诉说，一切都不能引发一点激动。大四的最后几个月是一潭死水。
一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上研的朋友诚恳地对我说：“没意思。”他拿到那张梦寐以求的通知书后，静静地端着一盆衣服，到水房中冲洗去了。水房中哗哗的流水，总有好心的同学去关上。而时间是关不上的，虽然我们谁也不说。
蝉还没有鸣，我们的心便开始鸣了。毕竟我们还年轻。
那支烟一直燃到尽头也没有吸一口，那根琴弦寂寞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弹一下。许多老房子消失了，校园里正在大兴土木。老房子留在照片里，我们呢？我们也能留在照片里吗？包括那些做作的微笑和夸张的“V”形手势？
深夜，一长排自行车哗啦啦地倒了，是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干的。楼上传来几声遥遥的咒骂，却像是上帝在说话。翻个身，又迷迷糊糊地睡去。把愤怒留给新生们，把倦怠留给自己。
快毕业了，粉刺一点也不理会这个变化，依然肆无忌惮地生长，在我们胡须还未茂盛的脸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摔了好几个缺口，还是舍不得扔进垃圾堆里。照来照去，这个脸庞怎么也不能让女孩喜欢。月光都是伤人的，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开心的夜晚。
昆德拉说，聚会都是为了告别。
还在想江南吗？还在写那些关于江南的诗吗？还在为那个江南的女孩子牵肠挂肚吗？
“没有”——说没有的时候，有气无力。
爱和被爱，似乎都没有发生。自行车骑得太快了，蓦然发觉该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停在没有方向的十字路口。
同窗们比陌生人还陌生，即使那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直都搞不清楚他的发型是怎么梳出来的。好多次想问，却没有问。
大家都躺在床上看书，不再去教室了，不再去听课，尽管讲课的是妙语连珠的教授。也不去图书馆，尽管图书馆里有460万册藏书。躺在床上是自由的，看不下去的时候，便随手把武侠和爱情扔到床下。
宿舍的墙也会写诗，受诗人们的熏陶，墙上爬满甲骨文，等待下一届的古文字学家们来解读。他们想象得出，自己所住的铁架上曾住过怎样的一位前辈吗？
女生楼前的白杨树，听惯了那五花八门的呼喊，或悠长，或短促，或如巨钟，或如电子琴，或深情，或绝望。那些呼喊的男生站在树下，日复一日地呼喊一个个女生的名字和名字后面的如花似玉。以后，还是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呼喊，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
白杨树拱卫着女生楼，一言不发，一对恋人靠着它接吻。另一边，是另一对恋人。
这座宽敞而狭小的校园。
男生都在打扑克，女生都在织毛衣。
打扑克不是为了打扑克，织毛衣不是为了织毛衣。毕业前的日子，必须找一种办法来“打发。”前途是否如意，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对于离开，多少有点恐惧，虽然用豪言努力地掩饰着恐惧。毕业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彼此的不同，水底的鱼浮到了水面，水面的鱼沉到了水底。
校园是不能缩到鞋底带走的。被单已经洗得发白。系领带的时候依然觉得别扭。教授的批评和表扬都忘记了，因为我们将生活在别处。
蝉鸣的时候，行李都打点好了。上路吧，毕业生！
【精选】北大的小故事（12）：
我要怎么不一样——在北大的演讲
我觉得厉害的人、不平凡的人，并不是书要念多好，而是要有一技之长，还要听妈妈的话，尊师重道，一个人的内在比学历更重要。
我还没出道时，就写了《蜗牛》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有天一定要跑到山顶上，所以我不断往上爬。从以前到现在，我想要写的，就是这种正能量的歌曲，希望可以鼓励年轻朋友。当年，我在录音室被吴宗宪发掘，很期待自己写的歌曲被录用。我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一定要赚到钱，让家人过好生活。因为父母在我小时候，花了太多的钱，让我学钢琴，所以我要回馈。那时的信念，就是不能让父母失望。他们希望我考音乐系，读大学，考了两次，可能我不是读书的料，而且我又很爱玩，在图书馆看书时，就是很想去打球。但这些兴趣，却成为我后来成功的关键。你想，我年轻的时候如果都关在那边，没有去打球，后来怎么拍《功夫灌篮》？如果没有学琴，怎么能拍《不能说的秘密》？那时如果不喜欢看武术电影，怎么拍《青蜂侠》？所以我一直跟小朋友讲，一技之长比学历更重要。吴宗宪有天跟我说，你写的这些歌都不错，但没有人可以唱。后来，音乐总监杨峻荣听到了我的歌，他说，你这些歌曲别人不用，干脆你自己唱唱看嘛。有一天，很多唱片公司大老板要来看表演，我就很紧张，不晓得要唱什么，好友刘宏说，唱《黑色幽默》好了，这首歌很有你的味道，谁会用你的脑袋有问题这么奇怪的歌词！但有的大老板是老外，他听得懂吗？刘宏说，反正你唱歌不清楚，他也听不懂啊，旋律好就好了。我想也对。第一遍唱完后，台下完全没反应，怎么回事？刘宏说，你唱得太小声了。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唱第二次。是因为刘宏私下去跟工作人员拜托。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就好好地唱.终于有机会发片了。我觉得机会真的很重要，因为唱歌比我好、演戏比我好的人太多了，我常讲，要抓住机会。吴宗宪签了我，后来杨峻荣听了我的歌，觉得我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人生需要有伯乐，或者，那个伯乐就是你自己，你去参加选秀，自己要抓住机会。我也想过，我如果不在这个舞台，就会是个钢琴老师。光有才艺，有一技之长，没被人发现，那你就一辈子在那边了。但是你不能一辈子在那边啊，你要往前走，去找你的机会，机会是不等人的。出了几张唱片后，我去了几个颁奖典礼。那时对奖项非常看重，谁不想得奖？有次，带了外婆去参加颁奖典礼，因为入围了好几项，拿下至少一项，就可以上台讲话，感谢外婆之类的。但最后什么奖都没有，老实讲，非常不爽。于是写了一首《外婆》，就是在批评为什么没给我得奖，让外婆难过，同时也表达自己很不孝的感觉。当时，我喜欢写一些表达内心感受的歌曲，所以也写了骂狗仔的歌《四面楚歌》。但慢慢的，我开始觉得，必须给大家一些正能量，所以我开始去写《梦想启动》、《稻香》这些歌。我一直在想，这么多的歌手里，我要怎么不一样，也就是今天演讲的主题如何不平凡。欧美的饶舌歌手，他们的歌词充满了暴力，音乐也很重，有摇滚还有嘻哈，我就觉得应该来个反差。例如反du的歌，用的是暴力的音乐美学，但歌词却是叫大家不要吸du。这样的冲击力还蛮特别的。大家也觉得我的嘻哈饶舌蛮独特，并没有去批判现代社会。现在有很多地下歌手，喜欢批判社会，不爽就骂，但是你们所支持的偶像，绝不能这样做，对吧（掌声）。就算不爽，也要不带脏字的骂过去。让我不爽的，只有狗仔。对其他事物，我是有爱的、充满正能量的。【精选】北大的小故事（13）：
蒋梦麟：北大“功狗”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对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g*-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子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sha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sha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精选】北大的小故事（14）：
铁凝不上北大
铁凝的父亲与写过《小兵张嘎》的徐光耀是好朋友。那时，大作家都在挨批判，徐光耀同样难以幸免。当时，上面要写一篇歌颂先进的报告文学，需要写作高手，想到了徐光耀，就把他从农村召回来。父亲挑了铁凝的《会飞的镰刀》，还有另一篇作文，带着铁凝去见徐光耀。
多年后，铁凝还会经常提起与徐光耀的这次见面。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这句评语，不啻是一股巨大的风，鼓荡起她的文学梦想。铁凝说，她在十五六岁时就有了当作家的梦想，听了徐光耀的话，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与徐光耀见面的第二年，铁凝高中毕业，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当时还在文革期间，高中毕业生主要是下乡当知识青年。铁凝还有更好的去向：通过她家一个在部队的亲戚努力，第二炮兵文工团决定招铁凝当文艺兵。铁凝突然在家中宣布了她的重要决定：到农村去，当一名知识青年。她作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体验生活，实现她的作家梦。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尚在农村的铁凝同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希望去上大学。她觉得要读就得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于是揣着发表的几篇小说，乘火车来到北大。她将小说交给中文系的老师，说她的数学成绩不好，但能写小说，能否给予特别对待。北大中文系说：非常欢迎你来学习，希望你今年就报考。但是，河北省的老作家们劝铁凝留下。他们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你是想当作家，还是想当一名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铁凝想了想，说还是想当一名作家。就这样，铁凝放弃了上北大的机会。【精选】北大的小故事（15）：
我是北大穷学生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
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地方就完全裂开了。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理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诉那个孕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又开始像一个旅行家一样双眼望着窗外。面对着这种局面，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节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地在人群里站着，十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十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在听着旁边的人说话，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样地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
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
我知道当时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