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的小故事6个

相见的小故事（1）：

在人生的更高处相见

读书多了，并不一定能够变成智者；旅行再多，也不一定能够变成行者。

做事情的高度永远大于数量，数量再大，如果没有高度引领，就是堆砌而已。就像不管堆多少砖，都不可能变成美丽的建筑；写多少字，都不可能成为传世佳作。先要有建筑蓝图，我们的搬砖才有意义；先要有思想境界，写出的文章才有启发。

为了让技能熟练，尽管重复性的努力很重要，但人一生只做重复性的工作，再努力也是低层次状态。

我们当然要读书，而且要读很多书，但读书的目的，是让自己思想更成熟，眼界更开阔，思考更深邃。尽信书不如不读书，当然，不读书，人生一定没有高度。

一个人经历再多，并不一定必然能看透人生。有太多的人，一辈子受尽苦难，只能在苦难中沉浮；历经人生的波折，也只是在波折里挣扎。

读书、行走、经历都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思考、总结、怀疑、反思、领悟能力，是一个人通过领悟走向更高层次的能力。人的一生最需要的，是豁然开朗的境界。真正的高手，并不一定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寸之间，就能夠为自己的生命玩出大千世界和天香佛国。

人，不能让自己变成工具和机器，不断重复自己的一成不变的语言、行为和思想。

人的发展过程应该像登山一样，尽管脚步是重复的，但实际是登高的，直至最后登上思想和觉悟的山顶，极目四野，心旷神怡。

人所做的一切，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回来的时候，最好在人生的更高处再见。只有这样，我们所犯的错误、经历的苦难、度过的岁月，才有其价值和意义。

相见的小故事（2）：

赤诚相见

　　前段时间老科长退了休，小林无论人品还是能力都能胜任科长的工作。但都过去两个多月了，局长也没有找他谈话。
　　小林的媳妇分析道：要我说啊，就差没给你们局长送钱。
　　第二天上午，小林特意戴了副墨镜，穿了件风衣。这身打扮就是同事碰到也认不出他来。
　　小林敲了好一会儿门，局长才开了门，问：你找谁？小林笑着说：局长，我是林涯啊。他说明来意，掏出装有5000元的信封放到了茶几上。
　　局长盯着小林板着脸说：小林啊，组织上会考虑每个同志的成长进步的，钱你必须拿回去。
　　媳妇听说钱没有送出去，说：你那局长一定是嫌钱少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小林一咬牙，换了个大信封装了两万块钱，又去了局长家。
　　这回是夜晚，小林没有乔装打扮。刚落座他兜里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手机直接关了，随手扔在茶几上。当小林拿出厚厚的大信封时，局长黑着脸说：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
　　接连两次局长都不收钱，看来科长的位子是坐不上了。
　　小林郁闷地叫上好友喝酒。酒桌上，小林把送钱的事跟好友说了，好友笑着说：你按我说的做，这一次领导保证能收下。
　　第二天晚上，小林坐着好友的车来到了局长家楼下。在车里，小林换上了背心和短裤，然后跑上了楼。
　　局长见到冻得哆嗦的小林，愣了一下，随后热情地把他让进了屋里。小林把大信封放到了茶几上，局长客气地笑了笑，没有拒绝。
　　出了局长家门，小林上了车，高兴地说：你这招太管用了。
　　你们局长防范意识很强呢，大墨镜、手机这些东西他都害怕啊。你今天光着膀子，赤诚相见，他才放心啊。好友得意地说。

相见的小故事（3）：

仇人相见不眼红

赵尔巽原在御史台当差，按官场说法，这是黑白无常与牛头马面的岗位，专勾人的。人家在衙门吃香喝辣，好不快活，你却持一根绳索，将其勾来，或投牢狱，或投地狱，真是恶人。这当然不是人心本恶，而是职位使然。

赵尔巽既吃这碗恶饭，自然也干过恶事。有个山西按察使史念祖，还不到30岁，平时挺胸拗腰，觑人如无物。上面晓得他做官太嚣张，特调其入曾国藩门下培养。可纵使让曾国藩打磨，此人依然很是高调，于是被曾国藩给撤职了。

史氏帽子掉落，曾国藩是恶人，赵尔巽更是始作恶者之一。赵氏收到了很多举报史念祖的信，他身在御史岗位，不能太尸位素餐，于是明察暗访，收集了不少史氏不良事迹，又发挥写材料的特长，着实参了史氏一本。皇上读了材料，也捶了桌子，批示严查严办。曾国藩便给出了撤职的意见。

没多久，史氏就复出了，放任贵州臬司。他前脚复出，赵尔巽后脚赶来，当了贵州石阡知府，恰是史念祖部下。仇人相见，还不作死地对掐？非也，史念祖对赵尔巽特好，有项目多往赵知府那里批，有资金多往赵知府那里拨，下面有举报赵知府的信，他都给拦下，当着赵知府的面给烧了。

官场冤家，竟然变成了哥们儿，打起了联手。后来有人弹劾史念祖，赵尔巽上表称其功劳，复其巡抚之职，随他赴奉天治赈。

结团出干部，袁世凯最懂，他运用这般手腕也最拿手。袁氏小站练兵，本是兴国大事，但他克扣军饷，放纵兵痞骚扰百姓，搞得天津民怨四起，进而引发了反袁风潮。朝廷派胡景桂前去调查，胡氏查了，果然属实，调查报告据实直写。

而这事没伤袁世凯一根毫毛，因为荣禄将这事压了下来。后来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胡景桂任山东臬司。若按一般人思维，袁世凯还不找机会剥了胡氏的皮？可袁世凯见了胡氏，一笑泯恩仇。之后，袁世凯有好处都不忘与胡氏分红，子女亲戚就业、包工程，乃至胡氏包二奶，袁世凯都玉成其好事……让胡氏颇为感动。

难道是袁世凯宅心仁厚？若是如此，他不会逆天下大势，复辟当皇帝了。让政敌变死党，他要的是这个效果。

旁人见袁世凯对胡氏很好，都说是袁世凯故意装大度，害怕人们说他报复。这当然对，却也未触根本。袁世凯这么做，是他想要当皇帝，得排除升迁路上的一切阻力；妓女嫖客、小偷大盗，他都要结纳，何况官员？

相见的小故事（4）：

相见恨晚，相伴终生

洞房花烛，应该是一生中最喜庆的事，可是，她的心却像跳跃的烛火，忽闪闪的，无法安宁。没有办法不忐忑，那个将要与自己相伴终生的人，是一个在日*-本留学的青年才俊，是主张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的时尚人士，他可以今天洞房，明天就把新娘抛到身后，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她不知道，迎接她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他的心也同样的忐忑，他还年轻，不想那么早被家庭拖累，而且，就算要成亲，他也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灵魂伴侣，而不是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捆绑在一起。可是，父母眼巴巴地指望着他早日成亲，他不忍伤了老人的心，只能勉强答应下来。他也不知道，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只是谁也没想到，仅仅一晚后，一切都变了。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直抵触的新娘，竟然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简直就是上天按照他梦中情人的样子送来的，让他欣喜若狂；她没有想到，从未谋面的新郎，俊雅博学，和自己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简直就是梦里出现了无数次的白马王子，让她做梦都能笑醒。

执手相看，相见恨晚，还好，虽然晚了一点，毕竟没有错过。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唯有尽情沉浸在新婚的甜蜜里，缱绻缠绵，如蝶翩跹。

从此，她的名字深深印在了他的心里：刘韵秋，轻念一遍，唇齿留香；而他的名字，成了她生命里最重要的音符：欧阳予倩，轻吐出口，便从嘴里甜到心里。

蜜月过后，欧阳予倩依依不舍地惜别新婚妻子，投奔前程事业。既是高干子弟，又有留洋经历，家里的人都希望他进入政界，做一个光宗耀祖的大官。可是，他偏偏对戏剧情有独钟，在上海学戏、演戏，居然慢慢地有了一些名气。父母又气又急，在他们眼里，戏子是上不了台面的职业，他们怎么能允许自己的儿子入这一行呢？他们天天在刘韵秋面前念叨，让她赶紧写信给夫君，劝他“改邪归正”。

对于公婆的如临大敌，刘韵秋不以为然，她不管丈夫的职业是否高贵，是否能够给她带来富贵安逸，她只知道，丈夫喜欢戏，能够在戏中得到快乐，那为什么不让他唱呢？只是公婆苦苦相逼，巨大的压力下，她也只能无奈地写信给丈夫，问他是否可以考虑改行，欧阳予倩的回答无比坚决：“挨100个子弹也不灰心！”

这句话，让她知道了丈夫的决心，从此再也不提让他改行的事，还经常写信鼓励他。她说：“就是演戏也要有学问、有人格才行。”这句话，欧阳予倩牢记在心，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信来信往，秋去冬来，一转眼，他们已结婚9年，只是这9年聚少离多，思念像藤蔓，将两人紧紧缠绕。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夫妻团聚，只是家里规矩严，不许夫人轻易离开，不过，什么也不能打消他团聚的决心。在上海站稳脚跟后，他便瞒着家里人，偷偷将她接到身边。就像落单的孤雁终于飞到亲人身边，从此，他们再不愿分开一分一秒。

那时，他在上海的名声已经如日中天，清俊而又才华横溢的男子，哪个女子不爱呢？常有一些太太、小*姐与他套近乎，或言语暧昧，或物质诱惑，或极力追捧。但是，无论别人如何笑脸相迎，欧阳予倩始终冷脸相见，这些花花草草，不抵刘韵秋万分之一，多看一眼，都是对她的污辱。

刘韵秋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她是如此醒目的才女，总有人给她写热辣的情书，还有一些人偷偷往她包里塞东西，她都言辞拒绝，不留一丝余地。她的生命里，有了欧阳予倩，又岂能容得他人插足？

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能干的女人，而她就是他最骄傲的贤内助，他的戏衣是她亲手缝制的，一针一线都别出心裁。她帮他整理剧本，帮他画舞台布景，帮他做各种各样的小道具，甚至，他开办了戏剧学校，因为太忙而无法上课时，她就代他去讲课。

五卅运动中，欧阳予倩写了反帝传单，自己花钱印刷，而刘韵秋则带着儿子，和他一起冒险到街头散发；抗日战争期间，她和他一起，在昭平、黄姚一带山区坚持斗争；抗战结束后，她又和他一起，将被战火摧毁的艺术馆重新建立起来。只要他在的地方，不论多么危险，她都紧紧跟随；只要他做的事，不论多么艰难，她都不皱一下眉头。

这样的相知相随，即使苦难重重，也是人人羡慕的神仙伴侣。他们的婚姻，让田汉、梅兰芳这样的大家都称赞不已，欧阳予倩更是在《自我演戏以来》一书中写道：“虽然是旧式婚姻，爱情之深厚，并不输于自由恋爱，且有过之。”这样的言辞，经由他的口说出来，对于她来说，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情话吧？

相见的小故事（5）：

若人生只如初相见

　　在爱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找和等待的一方都需要同样的耐心和默契，这坚定毕竟太难得，有谁会用十年的耐心去等待一个人，有谁在十年之后回头，还能看见等在身后的那个人？
　　
　　我们最常看见的结果是：终于明白要寻找的那个人是谁时，灯火阑珊处，已经空无一人。
　　
　　菊花落，愁情多，人若黄花易销瘦。犹记沈园放翁错，识不尽家事恩愁。习惯了寂寞却又惊慌失措。有时候流年的记忆竟夜深凉透。走过错过。
　　
　　你有开始了无情的关机，把我距雨千里之外。我很讨厌你用工作的借口来敷衍。因为我是感性的家伙，不容许爱情的海洋里有任何强迫。
　　
　　青青的血迹终竟不起岁月的磨灭，你
　　
　　亦如此。知道如今我才知晓你原本就不属于我，就像风不属于秋月，西湖的水犹如你的魂，而临安的历史亦如你的故事，我还是那达达的马蹄。帘卷西风起，无故愁情多。犹记夏风凉，今怨黄家破。人总喜欢去拾那些零碎的记忆，去年今日此门中，深邃处自有那点道不清的彷徨。江城让我有些失落，可失落处我又能如何。卧踏孤灯寻故人，奈何面目今非昨。而今一个人散落到此处，只是时常去回忆那帮兄弟。什么时候能不去想那地的花开花落，什么时候能不去想那地的人似人非。此时此刻我还多了份牵挂，那山中那水，那水面的那月，拾起又如何放下。躺若能把所有的凉风悲化扇，我意愿用混酒来长酩。
　　
　　可你又如何考虑过那孤灯夜半下的我。想你是一种痛彻心扉的苦，想你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痛。冰凉的话音声只添了我泪花。我甚至后悔我超越，爱情原本就是一本读不懂的意识流。
　　
　　或许，子夜只是斑斓星河里的一颗传说，可是我希望她是真的存在过。
　　
　　爱是一种需要不断被人证明的虚妄，就像烟花需要被点燃才能看到辉煌一样。
　　
　　我不敢说我能忘怀，那山中那水，那水面的那月，可我真的不知所措。如果非要我把无限化作无穷无尽的等待时，我宁愿只作星空里的碎片。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相见的小故事（6）：

李银河与自己的存在裸裎相见

“你有一个很完美的灵魂，真像一个令人神往的锦标。”在写给李银河的情书里，王小波说。

那是37年前了。现在的李银河已经老了，身材走形，皮肤松弛，但她坦荡质朴的言谈又在提醒你，王小波对她的赞誉很有道理。

她的精神世界和私生活怎能对公众这么开放？这是李银河令人吃惊的地方。性是人性中隐秘的小弱点，也最容易引起道德压力，李银河对此不封闭，也不扭曲。面对钻到床底下打探的目光，她也理直气壮地面对自己的欲望，承认她和相恋17年的跨性别者“大侠”之间存在着性。

“有一种爱情是超凡脱俗的，是高悬于所有琐事之上的，说得不好听些，是睥睨众生。它对所有的世俗规矩不屑一顾，我行我素，随心所欲。”李银河说。

实在无法想象这段狂野的爱情宣言，出自眼前这位62岁的女士。李银河太朴素太家常了，在我们聊天的三个小时内，她基本都在嗑瓜子、剥花生，有时花生仁滚落在身上，她捡拾起来放到嘴里。

“美好”这个词，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对李银河和“大侠”这段关系的形容。

“这是一段高品质的情爱关系，”艾晓明说，“李银河谦和、勇敢，她独特的学养和人格特征，让她创造出与社会主流规范不一样的关系。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中都充满了美。她有创造美的能力。”

李银河把自己的身体和隐私当成了教学案例。有人跟她说，同性恋和跨性别的区分，在他们听来像绕口令。“我说我不就是科普来了嘛。”李银河哈哈地笑，“冯唐还跟我说，正好你借这个事做点教育工作吧，挺逗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认为，李银河是社会主义时代最干净、最纯粹的知识分子。

李银河是中国性文明进程的监测者，她也用自己的情爱故事，丈量出了这段历史深刻变迁的尺度。

一

李银河说，自己几乎没什么朋友。她的人际关系不黏稠。艾晓明、崔子恩，同性恋研究专家张北川，抑或是其他人，在谈论李银河时都带着清汤寡水的味道。“我们肯定是朋友，”艾晓明说，“但我们不谈生活细节。”

李银河享受这种孤独，并从中获得自由。“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和想象。在社会中与他人打交道，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

她常年住在山东威海，冬天北京事多，才把那边暖气停了几个月。“大侠”呢？“他在北京照顾孩子。”李银河说。孩子是他们共同领养的，已经12岁了。

她对威海的生活感到满足，虽然那里被称为“鬼城”，房子盖得过多，没卖出去都黑着。每天中午她让旁边的小饭店送一个菜，素菜为主，分两顿吃。她的时间安排有个三段论：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看电影。

从青年时代开始，李银河的日子就过得潦草至极。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回忆，李银河和王小波婚后无心张罗俗事，按照李银河母亲的说法：“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但王小平毫不怀疑，他们二人过着极其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练就了喝风屙烟的本事。

李银河的两段爱情有个共同特征：精神至上，在生活琐事上，较庸常的一方服务于睿智的一方。

丁学良曾撰文提到王、李二人的留美生活，说“李银河是贤妻，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在匹兹堡期间，李银河读书、做助教、打工，下班就回来忙家务、做饭，王小波基本是读书、写作，啥也不干。李银河的理由是，“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王小波去世后，“大侠”的出现解放了李银河。“大侠”说，他不愿意李银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李银河说，17年来她什么家务都没做过。

李银河喜滋滋地指着身上的衣服，说这些都是“大侠”帮她买的。“我特烦购物、做饭，就连买我自己的衣服我都不去，有时他看到就给我买回来了，他买什么我就穿什么，反正我也没啥要求。”

在崔子恩看来，李银河和“大侠”的生活是女权和男权的完美结合。“他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崔子恩说，“在文化上他们是以女权为核心，以李银河的意见为主;在生活上是以男权为核心，‘大侠’决定生活细节。”

二

她属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李银河的哥哥李向南15岁时对一位女同学萌生情愫，出于虔诚，向组织忏悔了“肮脏的思想”，从此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就一直入不了共青团。这种痛苦的青春期经历影响他一生，使得他的个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李银河说。

对青年李银河来说，性也是她的禁忌话题。她和王小波的情书中，用“那个”一词来指代性。王小波的回复也羞涩得很：“我从来都不好意思想象和谁做那件事情。我也许能够做到一辈子不做它。也许不能做到。反正不能乱来的。”

1980年，李银河、王小波在相恋两年后结婚，那年他们都已28岁。“结婚时他是处男。”李银河说，“婚后我们马上想到早干吗去了，觉得青春虚度了。”

1982年，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两年后，王小波前往陪读。在美国，李银河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城市的婚姻和家庭。她说自己研究的原动力，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国人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扭曲和压抑。

在美国时，李银河就有冲动，要做中国的金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赛主持搜集了近1.8万个与人类性行为有关的访谈案例，以超脱的态度和精准的数据，为美国社会的性态度提供了参照系。

1988年，李银河归国，进入北大社会学所，继续研究婚姻问题。在她调查单身现象时，有位男士看在她“不像坏人”的分上，承认是同性恋。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后来达到120人的规模。

这个研究也是为了填补空白，“国外研究同性恋的著作一书架一书架的，中国一本都没有，这是多大的诱惑啊”。1991年，她和王小波在访谈基础上合著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李银河喜欢老派的一对一的关系，但不会因为自己的偏爱就否认别人的选择权。她本来会跟王小波一直走下去，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脏病发去世。

两个多月后，6月29日，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丽莎拉她去一个酷儿聚会散心，希望她从悲痛中走出来。这天是世界同性恋自豪日，“酷儿”一词包含了LGBTs（女同性恋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sexuals）所有性非常规族群。在这次聚会上，她认识了“大侠”，后者很快陷入了对她的狂热爱恋。

三

尽管被冠为“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仍不时发表时评，也写小说。

她带着那代人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希望这个国家不要那么野蛮和愚昧。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就读初一时，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卞仲耘是李银河父母的老同事，卞仲耘的女儿是李银河的嫂子。

年轻时，李银河曾是议论中国政治的明星。1977年从山西大学毕业后，李银河进入《光明日报》，次年被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中南海上班。她和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首发，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人民日报》专门加了编者按，轰动一时。

李银河和林春在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著名学者李慎之对此印象深刻：一代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被两个小姑娘说出来了。

李银河认为自己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一年后，她调入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躲开了政治漩涡中的利害。

她关心政治，但无意卷入政治。1979年，在费孝通举办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李银河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兹纳，并开始为出国留学而努力。

1988年，李银河在美拿到学位，和王小波商量“做野猪还是做家猪”，结论还是回国做“家猪”。“我们做的事和这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要批评这个社会，还是要描述这个社会，都是在里面比在外面好些。”李银河说。

历史学者丁东回忆，王小波生前有次说，“银河是叛徒，黄梅是好样儿的”。黄梅是英国文学专家，也是留洋博士。中国社科院评职称要考外语，李银河参加考试，评上了研究员，但黄梅觉得此举荒谬，抵制了考试，那年没评上。

2012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前，李银河是二级研究员，这是社科院的最高专业职称。李银河说，为了世俗的标准，有时也会干些自己不感兴趣的活，“这些世俗的目标达到之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在崔子恩看来，李银河活得通透。“李银河和社会的融洽度比我高很多，我时时都要反抗什么，她不需要。我就没看到李银河怎么急过，这说明她碰到的人和事都还顺利，幸运地避免了摩擦。”1991年，时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的崔子恩在课堂上出柜，成为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

无论谈论时政还是性，她都在安全的边界内发言。李银河对自己的灵魂有着深刻的检讨，她说自己只要碰墙就一定会回头。“理想主义的丧失，成为我为获得宁静和快乐所付的代价。”

在摄影师要拍照时，李银河就像个小孩，任“大侠”帮自己整理衣服。这种真实之所以能被呈现、被祝福，正是李银河和她的战友们多年来努力不懈的结果。她和“大侠”也用生动的案例，拓展了公众的性别思维。正如王小波当年在情书中所言：“社会的力量是很大的吧？什么排山倒海的力量，也止不住两个相爱过的人的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