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关于暗中的儿童睡前故事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5个关于暗中的睡前小故事,供各位参考，同时还提供了古诗文、作文、组词、词语、故事、好词好句。点击查看更多睡前小故事暗中的睡前小故事：（1）：
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伴着莫扎特与巴赫的钢琴曲，穿着黑色呢子大衣、戴着格子围巾的木心躺在鲜花中，与这个世界告别。
陈丹青将一盒红色中华烟放在木心的枕边。先生一辈子不落俗套，他要以木心的范儿高贵地离开。陈丹青说。这位并不为人所熟知的老人，六年前离开美国，隐居在家乡乌镇的晚晴小筑里。同年，其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在国内出版。那时，这位在大陆的新作者已经79岁了。事实上，早在1984年，台湾《联合文学》创刊号便为木心特设散文展览专号，题名《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逊》。而那时木心的部分散文与小说也已经被翻译成英语，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与福克纳、海明威的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也正是在纽约的地铁上，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的陈丹青结识了日后被他称为师尊的木心。在我与木心先生相处的29年里，我亲眼目击他如何挚爱艺术，如他自己所说：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陈丹青在悼词中写道。上世纪80年代是木心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在的士里写，巴士站上写，厨房里一边煮食一边写，最喜欢在咖啡店的一角写，写到其他的椅子都反放在台子上，还要来两句：即使我现在就走，也是最后的一个顾客了。他清晨六点起床写作，一天通常要写七千字，要反复修改，五稿六稿，过一周再看再改。木心常说，如果把某一文的改稿放在读者面前就可知道，我有多窝囊。中国美院教授曹立伟还记得，木心很喜欢《诗经》，说如果别人拿《荷马史诗》和我换《诗经》的话，我是不换的。他鼓励年轻人读尼采，说尼采是钙，可以使骨头硬起来。讲到福楼拜时，他的眼睛会湿润起来。一次听木心的开场白，他说：在一个万国交界的地方，有一个房屋，里面有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接待路过的所有类型的朋友，有强盗，有英雄，有商人，有学生，有流浪汉等等，所有的人他都可以接待，都可以请进来，都可以长谈，这个老人就是文学。生于80年代的书评人顾文豪曾去探访木心。先生少有客套寒暄，坐定，点烟，即谈文学艺术。聊到兴起处，点烟时烟头竟反了，点了烟屁股，一吸差点儿烧到自己，忙说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木心还为顾文豪取来美国原版画册观赏，讲画时话不多，只说：你们看画，我看你们的眼睛。临行时，顾文豪曾请木心签名留念，木心笑拒，答说：今天要让你一无所获，满载而归。先生是有贵族气质的，把自我也当作艺术品在雕刻。顾文豪说。他眼前的木心，穿花色衬衫，外着一白色马甲，穿牛仔裤，戴着精致的戒指，笑起来眼睛里很清澈，像一个满头银发的大男孩。1927年的冬天，一个名叫孙璞，号木心的男孩子生于乌镇，是大户人家的少爷。孙家花园距茅盾家不远，木心幼时常到沈家借书，读破了，修补好了再去归还。而他的私塾先生便是著名词人夏承焘。他欢喜《诗经》就是我要的文体，也在十四五岁之际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他学张爱玲写农村，也学瓦格纳写悲剧，写到所有角色都死了，只好写鬼魂出场。木心曾笑谈，自己的祖先在绍兴，精神传统在古希腊。陈丹青称其为五四文化的遗腹子，先生可能是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然而，木心本人却从未与任何文学团体结缘，始终自称为文学的个体户。1946年，他考入上海美专学习油画，不久后转入杭州国立艺专研习中西绘画。20岁出头时，这位贵公子还曾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白天上街游行，傍晚则点上一根蜡烛弹奏肖邦。新中国成立后，他仍旧长于绘画，热爱写作，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文革爆发后，从14岁起创作的20本小册子悉数被抄没，木心也被关入防空洞。在狱中，他用白纸画了钢琴的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他还在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散文、诗歌。墨水快要用光了便掺点水进去故意打翻在饭里，以写检查为由向看守要墨水。他写满了66张白纸的《狱中札记》，藏在棉袄夹层里。他还为此创作了一首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文革后，木心被任命为上海工艺美术家协会秘书长，本可过上安稳的日子，但他却决定自费留学到纽约。80年代末，曹立伟夫妇在纽约买了新房，并邀请木心入住。他喜欢吃甜食，爱逛古董店，常在地铁口迷路。他爱看报纸，但从不看文艺界的新闻。他也很少打开电视，偶尔破例是因为迈克尔杰克逊的巡回演唱会。他穿着讲究。他曾亲手把一条细灯芯绒直筒裤细细密密地缝成马裤，钉上一排五颗扣子，用来搭配皮靴。他会戴着眼镜裁剪衬衫，并赞赏托尔斯泰是会自己做靴子的人。他太干净了。曹立伟说，这种干净是从内而外的。2006年，他的作品被引入大陆，他本人也被陈丹青接回中国。陈丹青说，先生像小孩子一样，他说飞机降落怎么这么慢，苍蝇一停就停住了。虽然姗姗来迟，但毕竟还是来了。陈丹青曾数次告诉读者，要去阅读木心，理解木心，因为在汉语书写持续荒败的年代，是他在独自守卫汉语的富丽、汉语的尊严。在木心深度昏迷的时候，十几个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读者在病床前照顾先生。陈丹青曾把他们叫到先生的病房，为他们拍了合照，回去一看觉得都像孤儿一样。这些年轻人会在木心的床前低声念起那首叫《我》的小诗：我是那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暗中的睡前小故事：（2）：
黑暗中的一吻
火车进入隧道，整个车厢里一片黑暗。只听一声亲吻，接着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火车迟迟开出隧道后，车厢内四个素不相识的人都没有吱声，唯有德国军官眼圈发青。
中国老太太暗想：这姑娘人美心灵更美。
姑娘想：真奇怪，这德国人宁亲老太婆不亲我。
德国人想：罗马尼亚人真狡猾，他偷着亲嘴，我暗里挨打。
罗马尼亚人想：我最聪明，我吻自己的手背，又打了德国人一个耳光，没人发现。
暗中的睡前小故事：（3）：
黑暗中的歌者
16岁时，在学校踢一场足球比赛，我带球沿边线向对方球门狂奔，一不小心球踢大了（就是脚法有点儿臭），但也没出界。可就在我低头赶到时，场外的一个学生突然起脚，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闭上眼睛，直接被那个足球砸在了眼球上。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作眼前一片发黑。于是，一只左眼，成为我青春岁月的代价和纪念。
虽然靠着一只右眼完成了读书、就业、娶媳妇之大业，但每次见到盲人，我都有种亲切感。也许心底，尚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恐惧吧，恐惧于这独留的一只眼，还能支撑多少年。
巧的是，在我的采访和读书经历中，还真有三位盲者给我以启示。
第一位叫郭红仙，五年前我采访过她。这个普通的农家女子生下来就双目失明，却在11岁母亲去世后就挑起生活的担子。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苦情故事，那你错了。这个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女子在这尘世中有着颗诗心。
从童话到散文到诗歌，一段段优美的文字如溪水一样从她心里流淌出来。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她已经发表了几十篇作品。第一次发表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了20块钱稿费，郭红仙一说到这就笑了：当时我晕晕乎乎，北都找不着了！我问她稿费用来干什么了，她又笑了：那当然是买菜了！难道我还找个相框装起来不成？
我仍旧记得那天我穿过那个村庄的小街拐来拐去，记得郭红仙干净的家，记得她一首诗的题目《给我一天光明》。
第二位叫张娜，她在一家学校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天我看她熟练地上楼，根本不像是眼睛不好的人，她笑笑：我看人只能看个轮廓，这楼梯，我走得太熟了。和郭红仙一样，张娜也有着一颗诗心。在长久的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和写作占据了她大部分内容，也给了她无与伦比的快乐与满足。她的一篇文章去年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她喜欢朗诵，并把自己朗诵的作品贴到博客里
第三位叫周云蓬，九岁失明，学会了弹琴、写诗，云游四方。他这样看待宿命：蛇只能看见运动着的东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个太阳。很多深海里的鱼，眼睛退化成了两个白点。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那是我们的宿命。我热爱自己的命运，她跟我最亲，她是专为我开、专为我关的独一无二的门。
于是，周云蓬背一把吉他坐上了他的绿皮火车，他写下春天/责备没有灵魂的人/责备我不开花/不繁茂/即将速朽，没有灵魂，他唱着海子的《九月》，也唱着自己写的《中国孩子》。稍有安顿后，他又发起众多歌手制作了童谣专辑《红色推土机》，收入全部用于帮助贫困盲童，为他们购买读书机、乐器、MP3。他这样写道：这个计划只是一声遥远的召唤，就像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路边的树、垃圾箱、风吹的方向、狗叫声、晚炊的香气，会引导他一路找回家门。
感谢生活和阅读，让我在16岁时，那个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刻回到阳光底下。我依然感恩，感恩我能够用右眼看到这些人，读到这些文字。世界于他们而言，是一片黑暗，但他们却坐在黑暗里唱起了歌儿。我想，那歌声就如同那根干净光滑的盲杖，教给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人们，如何在这世界上去寻找道路和光明。
暗中的睡前小故事：（4）：
我想成为黑暗中的一束光
34岁那年，钱友忠因突发隐球菌脑膜炎而永远失去了光明。他一度萎靡不振，甚至想要告别这个世界。
如今，46岁的钱友忠是一名自sha干预热线的接线员。作为二级心理咨询师，他的工作是把那些想要踏入死亡之地的人，从生死边缘拉回到正常生活。想要自sha的人，仿佛行走在黑暗中，苦苦寻觅一束带他们走出黑暗的光。钱友忠说：我非常理解那种感受，我就想成为那束光。有活着的理由，还应有活着的价值从钱友忠位于虹口区的家到浦东新区他的工作地点，有9公里。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9公里的路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位盲人来说，这是一件大费周折的事。每一次去热线工作，钱友忠都要提前一个半小时出门，或者让自己上高中的儿子陪同，或者请别人帮忙相送。希望24小时热线是上海首条24小时开通的自sha干预公益热线，热线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一间七八平方米的接线室内，摆着简单的桌椅，两部电话。钱友忠被搀扶着坐在其中一部电话前。他取出mp3，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安静地坐在电话机前，等着铃声响起。说起他和这条自sha干预热线的相遇，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2001年，34岁的钱友忠是上海铁路局的一名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儿子刚刚4岁，上幼儿园小班。就在那一年的6月，厄运无声无息地降临。一天，他突然感到头疼，发起了低烧。起初他以为是感冒，就胡乱吃了些止疼片，没想到两个星期后，病情迅速发展到严重呕吐。他住进了医院，被确诊为隐球菌脑膜炎。医生说，这种病的发病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因为多次昏迷，他被施行了颅内引流手术；但结果是，他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失去了光明。回忆起人生最低潮的那段时间，钱友忠说：我最难受的时候是第二次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时。第一次做完手术后，我还能看见我太太手里拿着的一本书的封面；可第二次做完手术，我什么都看不见了。2002年的大年三十，我出院回到了家。一进家门，我就和太太抱头痛哭了一场，连年夜饭也吃不下去。那时，他无数次地想到过死，想到以自sha来逃避痛苦，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还有活着的理由他有爱他的太太，还有可爱的儿子。除了这些，钱友忠觉得自己还应该有活着的价值。于是，他开始走出家门，教盲人学电脑、学英语。2005年，他参加了首届全国盲人心理咨询师远程培训，并于次年顺利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考试。他当上了网络心理咨询师，义务在网上为来信求助的人释疑解惑，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在心理咨询业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这促使他下决心参加了首届盲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远程培训。他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后，正好听说希望24小时热线招聘接线员，而他也符合条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他成了热线唯一一位盲人接线员。不能说责备的话，劝善的话也不能说有一段时间，钱友忠的工作时间被安排在晚上10点至次日上午8点。
对于想要自sha的人来说，这是最危险的一个时段。万籁俱寂的夜晚，大多数人正在酣睡，却有那么一些人，内心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与煎熬。在经过一番心理冲突后，他们决定轻生。而其中的一些人，在计划实施前或实施中，会想起打这个自sha干预热线。一晚上少的时候会接到三四个电话，多的时候要接十几个，接完电话有时候人真是筋疲力尽。钱友忠说，因为这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同，它毕竟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比如，对要自sha的人不能说责备式的话。因为想自sha的人通常心理很脆弱，自尊心很强，敏感、自卑，经受不住进一步的责备。质疑、为难、低估的话也很容易让自sha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再比如，劝善式的话也不能说。这个世界是美好的，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等你去做，你还有机会，你还年轻。这样的话不能说。因为有自sha念头的人，已经经历了整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人际关系几乎都切断了。他们和社会是对立的，在他们心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地球、宇宙。他们认为我的存在对世界是无足轻重的，既然我活得那么痛苦，就走吧。他们的心态非常特殊。钱友忠解释说。在自sha危机干预的培训中，钱友忠学会了一种叫同步同理的自sha干预技巧。即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只有同步理解他，他的气才会消掉；一个人悲伤的时候，跟他一起悲伤，他的悲伤才会消失。接线员要做他证，而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放进去互证。跟对方谈自己的人生经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钱友忠最佩服的人是林昆辉。作为台湾自sha防治协会的秘书长，他不但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这条24小时自sha干预热线，还亲自为每一位志愿者授课，进行自sha危机干预的培训。他的很多理念在钱友忠听来是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暗中的睡前小故事：（5）：
谁在黑暗中抓住了我的脚
今年6月的一天，单位的司机陈师傅带我出车去广德市柏垫镇月克冲查勘当地的移动通信基站。这是一个山区，鲜有人迹。基站机房在山上一间废弃房屋的二楼，是一个覆盖站，为了实现通信网的全覆盖而在多年前建成，对平时的通信意义并不大。
还是像往常一样，陈师傅把我送到山下，我自己个人带着设备和图纸上山。
山上生长着高耸茂密的竹林，抬头几乎看不见天。陈师傅说山上有一条以前建没机房时铺成的水泥路，我找了好久，终于在一团没过我腰的杂草堆中发现了这条久违的道路。
前几天刚下过雨，林子里湿气很重，气压很低，我走几步就已经喘不过气来。我手拿一根竹手杖，除了要不停地打草惊蛇外，还要用它拨开眼前的树枝、乱草和蜘蛛网。虽然这种山是查勘工作经常要爬的，但是这次我却感觉浑身上下有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因为我虽然汗流浃背，可是身上却不时能感觉到一阵阵的冰凉和发麻。
机房所在的老屋在靠近山顶的地方，是栋二层小楼，四周几乎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老屋后面，一座60多米的通信铁塔矗立在山顶，但是由于竹林枝叶茂盛，我站在地上只能看见铁塔的一角而已。在屋外我忽然看到了一只全身漆黑的野猫，它坐在地上冷冷地盯着我，见我走近也没有逃开。那种眼神，既不是好奇，也不是示威，而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冰冷，看得我脊背一阵阵发凉。这里怎么会有猫呢？
我拿出钥匙，打开了这座老屋的大门，屋里光线不好，由于被周围的竹林挡着，大门和窗户射进来的光微乎其微。一楼大概有50平方米，门边靠墙在地板上开了个方方正正的洞，洞口两人多宽，有台阶可以走下去，大概是地下室，房屋里没有任何摆设，空荡荡的。我心里有些害怕，赶紧用手里的竹竿支着大门，免得门突然关上再吓我一跳。
我走上楼梯，进了机房。屋里一片漆黑，我在门边摸到了几个开关，上下扳了好几遍，并没有灯亮起。我只好拿出手机，往机房里照了一圈，机房里的设备已经不工作了，电源灯都是灭着的，手机一点信号都没有。我顺手翻了翻摆在电池组上的巡检记录，看到上面的日期只写到2005年，心想这鬼地方，都多少年没人来了，机房的电池早就没电了！
我一边在心里咒骂着，一边开始干活。屋里很安静，我不敢胡思乱想，只打算快点干完活赶紧逃离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等我把机房的设备型号位置都记录下来，已经过了好一会儿，最后我拿出指北针想测方向，可是指北针的针尖却一直在乱转，根本停不下来。我心神不安，随便画了个方向就退了出来，迅速向楼下走去。
楼下一点光都没有，一楼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上了。我头皮有点发麻，安慰自己道：风吹的，一定是！不过我很怕黑，仅靠手机那点光还真不敢再往楼下走。就在这时，我感觉背后吹来一阵冰凉的风，心中诧异，回头一看，突然发现窗外有双眼睛，黄色的瞳孔发着光，正在紧紧瞪着我！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一个趔趄，手机也掉到了地上，可是我已经顾不上去捡了，连滚带爬地下了楼梯，慌忙向大门扑去，却不料刚跑几步，突然脚下一空，整个人就向前摔去，我心想糟了，肯定是那个地下室！还没想完，我的膝盖就跪在了台阶上，然后头朝下滑了进去，最后我感觉头撞在墙上，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苏醒了，只觉得浑身都在疼，头晕得厉害。四周都是黑暗，一片寂静，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的腿好像摔得很严重，根本站不起来。黑暗越来越浓，我靠在墙边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不敢动，甚至也不敢呼吸。黑暗仿佛像一只巨大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让我窒息。
过了一段时间，也不知是不是幻觉，黑暗中传来了一阵阵细微的声音，一会儿像有人在笑，一会儿像有人在低声抽泣，一会儿，又像有人在痛苦地呻吟，听不出从哪儿传来，好像就在我耳边，又好像离我很远。我身上一阵阵发麻，头发奓了起来，思维已经完全停止了，我全身都在发抖，想动，却根本动不了。就在我即将崩溃的时候，我忽然感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脚！我脚上的肌肉忽然像受到巨大压力一样紧绷起来，接着这种触感扩散到我全身，一阵彻骨的寒冷开始往身上蔓延，我的五脏六腑好像都要被冻住了一样，伴随着寒冷，巨大的压力也遍布全身，仿佛黑暗有了生命，要拼命钻进我的身体。我使劲闭着眼，心被恐惧紧紧地揪住，我的肌肉在抽搐，浑身上下都在剧烈地颤抖。我想要挣扎，想要呼喊，可是怎么挣扎身体都没有反应，怎么呼喊喉咙都发不出声音，好像这身体已经不再属于我了！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忽然周围响起了一声凄厉骇人的尖叫：“喵──哇！！！”叫声过后，我身上的压力迅速减轻了，寒冷逐渐退去，那只手也松开了我的脚，身体仿佛又回来了，但是由于刚才精神的崩溃导致我已经极度虚弱，马上又晕了过去，只是在失去意识之前恍惚看见了黑暗中有两盏灯，闪着黄色的光……
再次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病床边围了一圈人，有陈师傅、杨总，还有移动公司的几名领导。陈师傅说他看我上山好久还不下来，打手机也没有信号，于是就上山找我，后来看见一只黑猫从屋里地下室蹿出来，就把手电往里面照，这才发现了昏迷中的我。他们说我摔得很严重，身上多处受伤，昏迷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右脚踝处的几道淤青，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抓住过。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踝，果真如此。我回想起当时的感受，更加确定了这些不是幻觉，那么，是谁在黑暗中抓住了我的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