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奶奶小我三岁。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然到我家打门，问我用不用人。我说：不请人了，家务事自己都能干。她叹气说：您自己都能，可我们吃什么饭呀？她介绍自己是给家家儿洗衣服的。我就请她每星期来洗一次衣服。当时大家对保姆有戒心。有人只因为保姆的一张大字报就给揪出来扫街。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红卫兵的茬儿。她不肯胡说东家的坏话，大嚷：那哪儿成？我不能瞎说呀！许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请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问林奶奶：干吗帮那么多人家？集中两三家，活儿不轻省些吗？她说做零工活着些。这就是说：自由些，或主动些；干活儿瞧她高兴，不合意可以不干。比如说吧，某太太特难伺候，气得林奶奶当场左右开弓，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这倒像旧式妇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据说，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干活儿的时候把钟拨慢十好几分钟（林奶奶是论时记工资的），和这种太太打什么交道呢！林奶奶干了这一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饭，她一般是吃在肚里就罢了，并不随便告诉人。她有原则：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没有主顾，因为她干活儿认真，衣服洗得干净；如果经手买什么东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许她称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过这种词儿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说她人靠得住，脾气可倔。
　　
　　她天天哈着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来，一年去，背渐渐地弯得直不起来，不到六十已经驼背，身上虽瘦，肚皮却大，其实那是徒有其表。只要掀开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噜是倒垂的裤腰。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钉着口袋，一个、两个或三个：上一个，下一个，反面再一个，大小不等，颜色各异。衣袋深处装着她的家当：布票，粮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钱。她分别放开，当然都有计较。我若给她些什么，得在她的袋口别上一两只大别针，或三只小的，才保住东西不往外掉。
　　
　　我曾问起她家的情况。她的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听口气，对婆婆很有情意。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儿子栽培到高中毕业。女儿呢，据说是他嫂子的，四岁没了妈，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还有嫂子，她曾托那嫂子给我做过一双棉鞋。
　　
　　林奶奶得意扬扬抱了那双棉鞋来送我，一再强调鞋子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我恍惚记起她哄我让她量过脚寸，可是那双棉鞋显然是男鞋的尺码。我谢了她，领下礼物，就让给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连阿圆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试，恰恰一脚穿上，正是按着我的脚寸特制的呢！那位嫂子准也按着林奶奶的嘱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比牛皮底还硬。我双脚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动不得；稳重地站着，两脚和大象的脚一样肥硕。
　　
　　林奶奶老家在郊区，她在城里做零工，活儿重些，工钱却多。她多年省吃俭用，攒下钱在城里置了一所房子，花了一二千块钱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赶紧把房献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该、万不该，却倒眉倒眼地笑着用中间三个指头点着胸口说：我成了地主资本家！我！我！我说：放心，房子早晚会还给你，至少折了价还。我问她：你想吃瓦片儿（依靠出租房屋生活）吗？她不搭理，只说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
　　
　　我从干校回来，房管处已经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赔了一间房给她新盖的，很小，我去看过，里面还有个自来水龙头，只是没有下水道。林奶奶指着窗外的院子和旁边两间房说：他住那边。他指拆房子又盖房子的人，好像是个管房子的，林奶奶称为街坊。她指着街坊门前大堆木材说：那是我的，都给他偷了。她和街坊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却从自己房间直通街道的小门出入。
　　
　　她曾邀一个亲戚同住，彼此照顾。这就是林奶奶的长远打算。她和我讲：死倒不怕，吃苦受累当然也不怕，她一辈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吗我就怕老来病了，半死不活，给撂在炕上，叫人没人理，叫天天不应。我眼看着两代亲人受这个罪了人说长病没有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说自己没有孝子，只叹气说还是女儿好。不过在她心目中，女儿当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个亲戚相处得不错，只是房间太小，两人住太挤。她屋里堆着许多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摆着一大排花盆林奶奶爱养花，破瓷盆、破瓦盆里都种着鲜花。那个亲戚住了些时候走了，我怀疑她不过是图方便，难道她真打算老来和林奶奶做伴儿？
　　
　　那年冬天，林奶奶穿着个破皮背心到我家来，要把皮背心寄放在我家。我说：这天气，正是穿皮背心的时候，藏起来干吗？她说：怕被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谁，忍不住说道：别神经了，谁要你这件破背心呀！她气呼呼地忍了一会，咕哝说：别人我还不放心呢。我听了忽然聪明起来。我说：哦，林奶奶，里面藏着宝吧？她有气，可也笑了，还带几分被人识破的不好意思。我说：难怪你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宝贝掏出来给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吗？她大为高兴，立即要了一把剪刀，拆开背心，从皮板子上揭下一张张存款单。我把存单的账号、款项、存期等一一登记，封成一包，藏在她认为最妥当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嘱我别告诉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满意而去。
　　
　　我的旧保姆回北京后，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过常来我家做客。也许觉得孤身住在城里不是个了局，她换了调子，说自己的儿子好了。连着几年，她为儿子买砖、买瓦、买木材，为他盖新屋。是她儿子因为要盖新屋，所以好了，还是因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为他盖新屋？外人很难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说：林奶奶，你还要盖房子啊？她向我解释：老来总得有个窝儿呀。她有心眼儿，早和儿子讲明：新房子的套间预定她住的一间，得另开一门。这样呢，她单独有个出入的门，将来病倒在炕上，村里的亲戚朋友能经常去看看她，她的钱反正存在妥当的地方呢，她不至于落在儿子、儿媳的手里。
　　
　　林奶奶的背越来越驼，干活儿也没有多少力气了。幸亏街道上照顾她的不止一家。她又旧调重弹还是女儿好。她也许怕女儿以为她的钱都花在儿子身上了，所以告诉了女儿自己还有多少存款。从此以后，林奶奶多年没有动用的存款，不久就陆续花得只剩了一点点。原来她又在为女儿盖新屋。我最后一次见她，她的背已经弯成90度。翻开她的大襟，小襟上一只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却别着大大小小的别针。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么病，吐黑水变黑的血水。街道上把她送进医院，儿子得信立即赶来，女儿却不肯来。医院的大夫说，病人已经没有指望，还是拉到乡下去吧。儿子回乡找车，林奶奶没等到车来，当晚就死了。我相信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运的事，显然她一辈子的防备都是多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