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日,前国民政府军统局局长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情报史料59卷,正式由台湾军情局授权台湾国史馆解密公开,其中多数是首度曝光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蒋氏忠仆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此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这个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径乎其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后来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时,尚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但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却始终如一。著有《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的美国学者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西安事变,蒋曾有下野之虞。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遗嘱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的御书,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戴笠趁机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则: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窥得的机窍。此时若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观之,更足资为凭。戴和宋联手之后,他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sha的消息。在最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中披露的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他还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对美须速派大员。忠义救国军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据记载,日降在即,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我*-党部队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此次档案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国史馆研究员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不是乌合之众。这个可以从档案上面看得出来。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军情战报》所载戴笠于1945年8月16日呈蒋介石的电报中,向领袖表明心迹:生因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为此,他甘心放下与丁默邨的个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邮,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防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带匪军(我*-党部队)正图进入宁波也。戴笠的盘外招,使得我*-党部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我*-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戴笠死后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g*-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予以坚辞。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人,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